文章各有体，欧阳公所以为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温纯雅正，蔼然为仁人之言，粹然为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体故也。如作诗，便几及李、杜。作碑铭记序，便不减韩退之。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作四六，便一洗昆体，圆活有理致。作《诗本义》，便能发明毛、郑之所未到。作奏议，便庶几陆宣公。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花间集》。盖得文章之全者也

                                                                        ——杨伯子

言及欧阳修，首先进入世人思维中的就是北宋文坛盟主，至于政治上的作为往往会被淡化，甚至忽视。而细读了王水照与崔铭合著的《欧阳修传》方知，除了在文学上取得的辉煌成就，不论是身为臣子的欧阳修在仕阶中的作为，还是在为人处世中表现出的人格高标，欧阳修都堪称“一代之师”。不过，在贤相名臣灿若群星的士林中，欧阳修只是其中的一个。他在政途上取得的仕功与他在文坛上取得的成就，以及对中国文学产生的影响相比，还是稍显黯淡。之所以给予这样的定性，从杨万里之子杨伯子的那段评价语中即可窥见一斑。

“穷而后工”，这是欧阳文公在自己取得辉煌文学成就后得出的经验，更是对后世文学评论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学理论。而漫溯欧阳文公在文学殿堂恣意挥洒一路走来的历程，用这四个字进行描述还是恰切精当的。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离不开两个至关重要的场域——生活的社会大环境和个人内心的心性追求。从欧阳文公的人生履历看，他能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两个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时至宋室，宋太祖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预示着大宋治国理政的风向走势——弱化武功治国，强化文治强国。抑武扬文成为统治者秉持的治国方略，这就为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很显然，崇文抑武的社会大环境为文人士子张扬个性、大展宏图提供了宽松的场域，也让宋室文化繁盛成为可能。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正是因为统治阶级对文的重视，并积极推动，催生了宋代思想文化的大解放、大繁荣。

因为崇文的国势使然，所以就有了举国上下共谱文曲的盛况；因为最高层为文人士子提供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时空，所以就有了士子们“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纵横挥洒。尽管欧阳修出生在官宦之家，但是身为小官的父亲并没有让欧门家道殷实，也没有为欧阳修的成长积攒丰厚的资源。从欧阳文公一生的遭际看，用“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来描述是比较适合的。不到三周岁，身为泰州军事判官的父亲因病抛下妻子逃离苦难的现实生活。本就家境贫寒，孤儿寡母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好在明理通达的母亲没有因为生活的困苦而怨天尤人，而是以坚韧扛起生活的全部。——即使生活辜负了自己，但自己不能辜负了生活。有了这份笃定，除了竭尽所能地支撑起家庭，她会想方设法引导教育年幼的儿子。“他用沙子堆起一座小山，又在旁边挖了一条沟渠，然后在‘山’上插一些芦苇、荻草……他一边兴致勃勃地玩着，一边就像唱歌似的快乐地念着：‘天、地、人、上、中、下……’”。这是年幼的欧阳修“沙滩画荻”读书习字的画面。以现代人的视角看，这是孩子游戏的场面，但是对生活在家境贫困的年幼的欧阳修来说，除了是孩子玩游戏天性的自然释放，更是习字学习的方式。因为家贫，买不起识文断字的笔墨纸砚，只能借大自然之物。不可否认，幼年欧阳修的成长经历，现代的同龄人是无法理解的。殊不知，正是沙滩画荻为成就一代文宗种下一粒饱满的种子。

也许正是自己童年特殊的习文练字的经历在欧阳修的骨髓里沉淀下独特的基因，让他对文字、文章、文学和文化有了不同于常人的理解，所以当他步入文林，在北宋文坛开始崭露头角时，就表现出一种超慧的特质。凭借幼时打下的坚实根基，当以考生身份初试考场就惊艳了当世。“连中三元”，这在大宋是难得一见的。参加科考是博取功名，这是古代士子梦寐以求的，欧阳修也不例外。不过，对欧阳文公而言，如果把他的人生图谱进行划分的话，仕进为官，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只是一小部分，占据他人生主体的当是他在文化王国中孜孜以求的探索。当然，这种探索不是沿着前人的老路循规蹈矩地蠕动，而是始终以革故鼎新的胆识和气魄与陈旧腐朽的，已经严重制约文学发展的旧文学进行抗争。在进入社会，跨入文坛的初始期，对欧阳修帮助与影响最大的是钱惟演。之所以受到钱惟演的关爱，一方面源于钱惟演对后生学子的爱护，更为重要的是欧阳修身上表现出来的不同于一般学子的潜质吸引了他。受益于钱惟演，所以欧阳修对他极为尊重。但是，感恩于兹，并非完全地惟他是从。出于对文学健康发展的捍卫，欧阳修对钱惟演极力推崇的重形式而轻内容的西昆体不但不认同，还极力反对，并积极突破革新。也正是有了欧阳修对西昆体的首先发难，加上后来的有识文士共同发力，才慢慢扭转了北宋的文风，为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从感情上说，欧阳修是尊重钱氏的；但是从推动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欧阳修表现出了“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的理智。

对陈腐的西昆体的改造，这是欧阳修初入文坛改造文风所作的第一件大事。作为科场主考，对落后、陈旧、死寂的科考文体“太学体”的反对，是欧阳修改革文风的第二把利刃。在欧氏之前，太学体是科场取士最受青睐的文体。正是如此，应试举子对其推崇备至。而这种重形式轻内容，语言结构呆滞的文章显然对振兴文风、复兴文化是没有益处的。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欧阳修负责科考后，对其坚决反对，即使遭受来自四面八方、从上至下的抵制，但欧阳修也始终没有让步。对文风的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即可见成效，也不是欧阳修一个人可以完成的。毕竟，陈旧腐朽、毫无生气的文风不是短时间就形成的，而是经过漫长的沉淀。不过，对欧阳修来说，即使困难重重，他也不会止步不前。当然，这场“旷日长久”的“文学战争”不是他一个人在战斗。反对一种文学，就要确立一种新的文学体式，这样文学和文化的改革才避免了盲目性。欧阳修反对西昆体、太学体，极力推崇的是韩昌黎倡导的“文以载道，惟陈言之务去”的“古文”。文学是服务于社会的，文学更应扎根在现实的土壤中，“文章合为时而著”，只有这样的文学文章才有生命活力。有了师法的目标，再联系大宋的国情世情，欧阳修带领他的挚友、学生开始对当世的文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整个过程中，欧阳修始终举着大旗冲在前面，亲力亲为，大胆尝试各种文体，诗歌、散文、碑铭、祭文、文赋、史传、小词……众体兼备，而且都取得很高的造诣，并为后世留下很多经典。

“文章憎命达”，欧阳修一生都行走在革除文学弊病的路上，并亲身尝试各种文体。之所以这样的执着，与他自己特殊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试想，如果出生在官宦之家的他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就不可能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北宋文学的改革复兴上，他用自己的身体力行诠释了“诗穷而后工”的真意，他更用自己“不屈服于黑暗”的勇毅捍卫了“文坛盟主”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