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志追寻的修行者，诗意栖息的乐天派——读冷成金的《有一种境界叫苏东坡》

  “人生失意，诗意人生”是中国人民大学冷成金教授所写的三卷本的《有一种境界叫苏东坡》的最后一个专题。“失意”与“诗意”指向不同的对象，以之来含括经历“乌台诗案”劫难的苏东坡的的遭际与人生，是切中肯綮的。海德格尔说：“人生充满劳绩，也要诗意地生活。”苏东坡用自己的双脚、双手、心胸与情怀诠释了海氏之言的真谛。

风云际会的时代，诡谲云涌的政坛，性格耿介，一生以践行“忠君爱民”思想为人生主色调的苏东坡，因为他“满腹的不合时宜”而始终成为奸佞宵小之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从宋神宗到宋哲宗再到宋徽宗执政，后半生经历三个皇帝临朝问政。尽管深得神宗赏识、哲宗信赖（后期因小人谗言而对其嫌恶），但是由于背后始终有一群奸邪鼠辈的嫉恨，苏东坡后半生基本上都行走在贬谪外放的路上。

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从皇城之中到天涯海角，跋涉在穷山恶水之间的苏东坡尽管内心有愤恨与不平，但是当把自己安放在花草土石星云间时，一切外在的诋毁与打压对他都失去了灼伤力，他都会像“蜘蛛网一样轻轻的抹去”，诚如他自己吟唱的“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般。从士子的角度审视，因受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步入仕途的苏东坡始终以兼济天下的博大情怀为国为民建言献策，并亲力亲为。可是，伟大理想抱负的实现必须有合适的土壤与环境，一旦两者缺失，想随其所愿难于上青天。

回望漫长的人类发展史，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都存在改革与保守、君子与小人、忠臣与奸臣的对立与斗争，而且很多时候，往往是忠臣贤人成为受害者，被打压、受排挤，短命的北宋也不可能跳出这个魔咒。身处扬文抑武的时代，继欧阳修之后，苏东坡是当之无愧的北宋文坛的盟主。正是由于他冠世的才学，加上不愿意结党营私，自然成为热衷拉帮结派之徒攻讦打压的对象。从王珪、李定、张璪到吕惠卿、刘挚、章惇，再到蔡卞、蔡京等，改变的是帝王，不变的是不同的奸佞之徒对苏东坡的穷追猛打、置之死地而后快的迫害。正是如此，苏东坡自离开眉山步入仕途，真正在京城过着安稳的日子为数不多，大部分时间都行走在外放的路上。

“上帝为你关起了一扇门，肯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子。”对苏东坡而言，这句话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验证。从后知后觉的角度审视，如果没有各路群小不遗余力地对苏东坡进行打击迫害，也许在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中就不可能有苏东坡的一席之地，即使有，也不可能有如此的璀璨绚丽。被贬黄州，这是苏东坡人生蜕变的分水岭。诚如他自己所言的：“黄州是我的祸，也是我的福。祸，在于黄州是我的患难之地，日子过得艰难；福，在于我虽然艰难，却能喜获挚友的高情厚谊。”牢狱之灾的屈辱，黄州生活清闲中的窘迫，让苏东坡真正体味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不过，黄州赋闲的生活，黄州山水的滋养，加上与寺院高僧的悟道参佛，让他在苦难与闲适中找到很好的平衡点与消解点。雪堂赏景、开荒种地、悠游赤壁，成就了中国文化谱系中熠熠生辉的精粹——一词二赋。文学经典的留存折射出的是他精神境界的提升和人生兴味的提高。

因为深得靖节先生思想的点化，当他深切感受到宦海的险恶，以戴罪之身安居黄州，享受那份清闲时，远离是非之地，投向山林之思潜滋暗长。可是，五年的黄州生活纵然让他远离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但是心里装着江山社稷和黎民苍生的苏东坡并没有完全地沉浸在其中，雪堂、临皋亭、东坡固然给他带来很多快乐，但是每每念及国运和民生时，他始终开心不起来。身在宦海之中，基本上失去了人身自由。一份诏书宣召，必须依诏而行，不得有误。苏东坡结束五年的黄州生活再次回到京城，不自觉地又被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尽管深得太皇太后的赏识、皇帝的倚重，但是群小们挖空心思地使拌，让耿直的苏东坡始终生活在惊惧之中。即使完全为了大宋的江山社稷，但是妒贤嫉能的奸佞之徒们处处使绊子、挖陷阱，让他疲于应付、身心俱疲，迫于无奈，他只好请求外放。二治杭州，最早的慈善机构——安乐坊、杭州十大风景之一的苏堤等，尽管是他治才的缩影，但是从一个角度折射出他心怀天下的博爱情怀。

面对复杂的政治斗争，每一个人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杭州任满再次回到京城，但是争权夺利的明争暗斗的暗流始终没有停止。为了远离相互倾轧的政治环境，苏东坡在京城短暂的停留之后又请求外放。而随着章惇为相，加上蔡京等的诋毁，自离开京城之中，苏东坡就过上一贬再贬的生活。不过，“贬书连下”“垂老投荒”“天涯行医”等生活，非但没有击垮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苏东坡的意志，反而让他从物质生活的窘迫中体味出别样的乐趣。不管是在惠州，还是在儋州，他都以乐天派的生活状态融入到当地百姓的生活中，革除陋习、为民解困、化解民族矛盾、开设学馆......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以自己的才学去影响和改变当地居民的生活境况。不论是天上的文曲星，还是活菩萨，苏东坡把苦日子经营出了味道。也正是各种苦难的淬炼，最终成就了伟大的“东坡精神”——“不唯上，不唯权，不唯古；只唯民、唯实、唯善、唯美的‘文、士、道’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哲学文化层面上，就是以情为本，融汇三教，用自己的生命实践展示传统士大夫人格的最高境界——天地境界。

世事无情，“巨星陨落”为世界文化留下巨大的空白。六十六年的人生，自进入仕途，颠沛流离成为苏东坡生活的主色调。京城短暂的逗留只是为他更好地 与穷山恶水作斗争积蓄力量。而各种苦难的涤荡，让苏东坡变得更加“坚不可摧”。群小一次次的打压，非但没有击垮他，反而让他生活得更加有滋有味，而且对荣辱得失看得更加通透。而他在大限将至时对自己一生经历的总结，足见他生活的清楚明白：“我也许可以如道长一般度过此生，却于仁宗嘉佑元年学而优则仕。此生我也许是个好人，却偏偏不是个好官。王安石变法，我本可以适时求进，使徐行徐立之策得以施行，却自命清高，有意疏远他，被小人窃取了高位；元祐更化，我更可以化解党争，领袖朝政，却数次请求外放，以示孤芳自赏；我所到之处，往往政绩斐然，但只救一州一府之民，置一国之民于何处？如今，我仿佛受万人敬仰，难道就无欺世盗誉之嫌？”

“深林明月，水流花开......”的自度曲和“心似已灰之木，身是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自况曲，恰似一曲悠悠绵歌，在天际飘荡，九天回响。斯人已逝，苏东坡用自己的传奇人生和智者的情怀为后人留下太多言说和思考的话题。“有一种境界叫苏东坡！”，问苍生，有多少人可以抵达这种境界？或者即使不能抵达，又有多少人心向往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