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的读法》是诗人、散文和随笔作家、翻译家西川2018年付梓出版的一本关于唐诗阅读的小册子。说它小，因为该书包括引文在内仅5万多字；虽然有二百多页，纸张也没有寻常书页那么大；再则，从装帧品相看，不论是纸张质量，还是外观设计都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不过，一本新书质量的高下，不当以“以貌取书”之世俗标准进行评价。放眼当下，世间万物“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者不是屈指可数，而是俯拾皆是。尤其是在信息泛滥，著书立说，“留得生前身后名”成为一种时尚的时代背景下，各种所谓专著、新解的出现大有超过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之势。毫无疑问，在这种读物良莠不齐的阅读环境下，读者的阅读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个方面同类之作，版本纷呈；同样话题，名家浩繁。在这种境遇下，如果单以名气论之，有时候真的“会为浮名遮望眼”。故此，读什么样的书、选什么样版本的书，需要费思量。当然，不论如何“繁华纷呈”，选书、读书的基本原则还应该坚守住“不以名气定之、不以品相决之、以内容为上”。

虽然读书不多，但当遇到心仪之书时，还是会欣然购买。而触发购书欲望的，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而是受到与所购之书有关内容的撩拨。买下西川的《唐诗的读法》一书，源于凤凰网“读书”栏目推荐他的一篇摘录于《唐诗的读法》中一篇品读“诗圣”杜甫的文章。不论是从行文的方式，还是品读杜甫的视角与自己的偏嗜有很多的契合点，所以才激发了购买的欲望。因为容量不大，真正属于西川自己的东西不是特别多，所以很快就读到“6.29定稿于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即结束。

至于本书写作的因由，书的扉页作者如是说：“本书不是对唐诗的全面论述，而是针对当代唐诗阅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给出看法，同时希望为新诗的写作和阅读提供参考。”正是基于这样的定位，本书围绕唐朝诗人、唐诗等问题，从自我的角度阐述的自己的一些看法，还是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就整本书内容的组成而言，它除了前面的“小引”、后面的两个“附录”，正文部分只有六个部分：《全唐诗》。随身卷子。进士文化；和尚们的偈颂与非主流诗歌创作；安史之乱。儒家道统。杜甫和韩愈；唐人的写作现场。诗人之间的关系；晚唐诗。李渔的说法。窝囊，别扭的写作；以古人对唐人写作的总体描述作为不是小结的小结。

从本书谈及内容所指涉的范围看，虽然取以“唐诗的读法”，但更多是从自己的视角选择几个有别于正统读诗的角度谈论相关的话题。从“小引”中引述辛弃疾的“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和《孟子.尽心下》中“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关于读书所持的态度可知，作者虽然不是站立在正统读书的对立面，但也不完全在正统的圈子里做人云亦云的“坐而论道”，而是从自我对唐诗的阅读和唐朝诗人影响的层面阐发自己的观点。谈及唐诗，首先进入人们思维的是《唐诗三百首》，不论是阅读，还是做专业的学术研究，多以之为范本。但是作者认为，要真正识得唐诗的全貌，较全面真实的了解唐诗自身发展的规律、唐诗在唐朝文学中所处的位置、唐诗对后世诗歌产生的影响等，《全唐诗》的价值要远远高于《唐诗三百首》。诚如作者所说：“《唐诗三百首》编得相当成功：一个诗选本，居然成了一本独立的名著。但如果我们拿《唐诗三百首》作为讨论唐诗的标准材料，其结果是：第一，我们是以清中期的审美标准作为我们当下的审美标准；第二，这也相当于我们以当下中学语文课本所选文章作为讨论文学的标准。谬之至也。”关于进士文化的论述，作者首先对传统的进士情怀的认知——“只容纳小桥流水、暮鸦归林”——给予否定，指出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士子们在古代有可能屡试屡败，名落孙山，命运甚至比一中举就疯掉的范进还不如，或者根本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这样残酷的现实，进而对“相信明天会更好的乐观主义、相信昨天也更好的悲观主义”进行评判，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种认知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无知——对古人生活的无知，对当代生活的无知和对自己的无知......进士们掌握着道德实践与裁判的权力，审美创造与品鉴的权力，知识传承与忧愁抒发的权力，勾心斗角与政治运作的权力，同情、盘剥百姓与赈济苍生的权力，制造舆论和历史书写的权力。”

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有承递性，任何一种文学样式从萌芽到发展，到鼎盛，到式微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性。而一个时代表征性的文学样式都有主流和非主流两种。唐诗的发展与大唐的历史紧密关联，时代与文学有时候是同向的，但更多是悖反的。初、盛、中、晚是共识性的历史切分，与此相对应的诗歌也就有了四个阶段的样式，这是对于唐诗共识性的阶段划分。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作者没有沿着共识性的话题讨论，而是聚焦两个诗僧王梵志和寒山，从两个人所作的诗歌对唐诗的发展产生影响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僧侣诗相对于整个中国诗歌而言，只是一个小小的支脉，大多是非主流的，一般很难占据正统的位置。正是这样，人们对僧侣诗的关注很少，对这种诗歌在整个诗歌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往往会被人们忽视。而作者在阅读唐诗时，除了关注那些被奉为伟大诗人的诗人，还特别关注僧侣及其诗作在唐诗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能不说是一种崭新的读诗视角。

当然，对僧侣的关注是与被公众视为正统的大诗人们相比照进行的。谈到唐朝的诗人，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初唐四杰、大李杜、小李杜、白居易、韩柳等，而且在排序时，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韩愈、杜牧、李商隐一般成为固定的程式。对于这种固化的排序，作者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说到唐诗，一提到王维、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贺、李商隐、杜牧这些诗人，一连串的问题就会自然形成：唐人怎样写诗？是否如我们这样写？为什么好诗人集中在唐代？唐代诗人、读者、评论家的诗歌标准与今人相异还是相同？唐代的非主流诗人如何工作？唐人写诗跟他们的生活方式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如何处理他们的时代？”很显然，提出的这些问题，正是作者所思考和探讨的问题。而从问题的本质看，似乎与读诗本身关联性不大。但是，从完整的阅读程式看，只有把一些外在的因素与关系理清楚，才能更全面深刻地阅读诗歌，才能真正抵达诗歌的内部、诗人的内心。而从作者针对唐朝几位著名诗人的探讨看，对杜甫、杜牧的解读是极富个性化的，而且给予的定位也非常之高。至于对王维、李白的诗歌，及其在唐诗发展中所起作用的定位，显然没有二杜那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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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并非高不可攀；我们从当下出发，只要能够进入前人的生死场，就会发现前人的政治生活、历史生活、道德麻烦、文化难题、创造的可能性，与今人的状况其实差不了多少。”对唐诗的阅读，西川以学者的眼光从自我的角度进行审视；今人读唐诗，以杜甫的“历史时间、自然时间和个人时间”时空解构诗歌的层面进行品味，跳出鹦鹉学舌的窠臼，以自我的审美视角和文化理解的层面走近诗人、进入诗歌，才能真正读出属于自己的“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