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同治时期为刻铜墨盒之发端，本文拟通过寒斋所收集清同治和光绪初年刻铜墨盒实物图片资料，结合清末相关文字记载，对墨盒早期型制及功用、同治及光绪初年刻铜文房刻工、铭文等进行分类研究，为刻铜研究提供依据。

   

   据清末谢崧岱《论墨绝句》一书中所载，墨盒约产生于清道光初年，至同治初元开始盛行，万丰斋主人应市场需求也于同治初元在京都琉璃厂开设店铺，“专业”墨盒；咸丰年间刻铜艺人在墨盒盖上刻字镌画（据谢崧梁今文房四谱），使原本光素的文房用具濡染了更多的人文气息，盒面镌刻书画能够表情达意且具备了一定的艺术性，开刻铜文房之先河，也因此使得京都琉璃厂在刻铜文房领域占得先机，之后刻铜艺人及铜墨盒生产、制造等资源在琉璃厂不断汇集，刻铜艺人的书画水准及刻铜技艺在后来的行业竞争中不断提高、完善，加之进京学人、赶考士子的推崇及广泛传播，使得刻铜墨盒成为旧京一代名物，同时也成就了陈寅生等一代清末刻铜大师。

 

                                                                          陈寅生先生像

铜墨盒最初的功用及早期墨盒的型制 

 墨盒之主要功能为存储墨汁，在铜墨盒产生之前，砚池、墨罐均可做短时间存储墨汁之用，但使用块墨在石砚上研磨得到的墨汁，讲究随磨随写，宿墨极坏砚且由于胶重而不好重复使用；墨块、石砚、墨盒与墨汁的逻辑关系，谢崧岱在《论墨绝句》中这样总结：“块而砚，砚而盒，盒而汁”，大意是由于有了块墨（以漆或胶为粘合剂，胶重所以能够成块）而寻找到了适于磨墨的石砚；由于有了墨盒，所以发明了适于在墨盒内长久储存、方便书写的墨汁，谢崧岱这里的“汁”非为以石砚磨墨取得的墨汁，而是《南学制墨劄记》中讲的在传统的基础上按照新法制成的墨汁（胶轻且书写不脱色）；谢氏还讲到“砚而盒”，墨盒是由石砚演变来的，其最初的主要功能是作为砚台的替代产品磨墨使用的，兼具存储块墨磨就墨汁的功能，至于墨盒替代石砚的原因文字记载中多语焉不详，归结于社会的进步及便捷适用，墨盒较石砚轻便且具有存储墨汁的功能。

 

 先有墨盒，然后有“墨汁”，是多年前通读谢氏著作的收获之一，纠正了用墨块磨墨得到的墨汁可直接用于墨盒的想法，谢崧岱研制墨汁成功并撰写《南学制墨劄记》是在1884年的事，墨盒据谢崧岱讲约产生于道光元年（1821年），同治初元（1862年）盛行，在墨盒盛行之前墨盒应是和石砚同时在使用，那么在1884年成品墨汁发明之前，墨盒内存储的是何种墨汁？在谢崧岱相关记载中讲到用“市墨”多次去胶后入盒使用的情况，“市墨”应作“在市肆购买的墨块”讲，“去胶”的方法或许是谢崧梁在《今文房四谱》中提到“蒸提”，谢崧梁在“自制墨汁”一条中还写到“近有士大夫多自制墨汁，类皆出自心裁，各有擅长，亦有用墨块磨汁而名自制者---”，而且还讲到“近来京师南纸店亦兼售块墨磨汁”，所以在成品墨汁发明之前的60余年中，大家是在用自制墨汁或用块墨磨汁去胶后入盒使用的，制作墨汁繁琐耗时，墨汁的发明对于文字书写来说确实有着重大的意义。

 

 谢崧梁今文房四谱

有师友在群内上传《恽毓鼎澄斋日记》相关内容，日记中数次记载“制墨盒”，如：二十九日，壬戌晴，写大卷壹开，庄九丈、冯仲梓、岑云阶及赵士瀛来，饭后做墨盒，色甚黑；十六日，丙辰晴，清明节，读赋，制墨盒。从色甚黑推测，“制（做）墨盒”应是在自制墨汁，并非在制作墨盒。

所以说，墨盒盖内的砚板，最初是作为砚石磨墨使用的，笔掭只是次要功能，早期的墨盒砚板不容易留存，留存的多数也有很明显的使用痕迹，应是长期使用的结果，另外在谢氏的著作中还提到，在盖内砚板上舔笔是使用砚台、块墨的旧习惯，在使用新制墨汁后，如盒内的瓤和墨比例适度的情况下，在盒内的瓤上舔笔更为适用。

 

谁发明的墨盒在清末已“未有确据”，墨盒最早的型制和发明大约时间谢崧岱在《论墨绝句》中有一段文字记载，该段文字因为重要而常被引用，但时有错误，文字内容也有商榷的地方。照录如下：“乙酉冬同學阮申重大令（引傳文達公曾孫，由廩貢肄業，用知縣）閒談及此，因謂家藏墨盒，以文達重赴鹿鳴,旗匾銀所制者為最先，前此蓋無有也，其製正圓，係天蓋地式，旁有二柱，繫環內式；考文達重赴鹿鳴為道光丙午科,江蘇文物之冠，文達為江蘇老世家，乃是時方有墨盒，他處更無論矣，是始于道光初年無疑，蓋至今猶未百年矣。”

 

                                                谢崧岱论墨绝句书影
   阮元的曾孙讲的大意是：阮元在道光26年的1846年重赴鹿鸣，后用在鹿鸣宴上朝廷赏赐的旗匾银做材料（委托匠人）制作了天盖地式墨盒，这是家藏最早的墨盒。谢崧岱由此段话及阮氏为江苏世家、而江苏又为繁华之地，推断出“始于道光初年無疑”的结论，而上一句是“乃是時（1846年）方有墨盒，他處更無論矣”，与结论的道光初年时间相差了25年之久，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所以依此做出“墨盒产生于道光初年”的推断，论据有大问题。仍采用谢崧岱关于墨盒起源于道光初年说法是由于谢氏另外一条论据应能证明此说法。

 

                                                                    天盖地式墨盒图片

这种天盖地式墨盒较为小巧，前几年屡有出现，但均为铜质而非阮元曾孙说的银质，从实物来看，此类墨盒用材轻薄且可挂于腰间随身携带，做到了便携，适于在旅途中使用；但此类便携式墨盒与清末通常墨盒的型制存在很大差异，很难想象二者在型制构想上有前后的关联，似乎通常的墨盒并非从天盖地式墨盒演变而来，但两者同为墨盒，从“砚而盒”的逻辑出发，推测均是从砚盒的型制得到的启发，前者可能由“天盖地式砚盒”演变而来；而后者或是从带子口的砚盒型制中得到的启示。

 

                                                               台北故宫藏松花石砚

                                                                         北京故宫藏松花石砚

但此两种墨盒在清末期间却应是在琉璃厂同时售卖的，2010年左右于书友处见到抄本一册，为甘肃某举子进京赶考时之笔记，其中记载了在京都购衣物、杂用、文具等项之支出，其中有数页写及铜文房，就墨盒来说，有吊墨盒、圆墨盒、小圆墨盒、寸墨盒、小墨盒、方墨盒、尕墨盒。笔记中的吊墨盒很有可能为上面提到的天盖地式带系环墨盒。

 

研究早期墨盒的型制和产生的时间，资料太过缺乏，不知道天盖地式的吊墨盒是否比通常意义上的墨盒早，但从刻铜研究的角度出发，由于吊墨盒以光素居多，兼有简单纹饰图案，非通常型制墨盒的主流，且非刻铜文房研究的重点，故暂且放下，不如从同治时期纪年刻铜墨盒实物出发，来上溯咸丰时期墨盒的大约情况。

 

同治时期铜墨盒的型制

寒斋所存同治时期纪年款识墨盒图片大约四十余件，从同治年间铜墨盒的实物留存来看，铜墨盒经过清道光、咸丰两朝的发展，至同治时期已基本定型，其型制与光绪时期并无大差异，从器型来看，为椭圆、圆、正方和矩形（未见到后来的异型盒），材质多为白铜（或白铜略偏黄），寒斋所收集图片资料里只有两例红铜材质盒子。

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有一些同治时期的圆形或椭圆形墨盒盒面微凸，与光绪时期盒面较为平整的情况有差异，推测与焊接应力产生的变形有关，当时一些生产作坊还未能很好掌握这个技术；二是一些方形盒子转角处较光绪成熟时期的弧度大，甚至虽是一件方形盒子，但感观却有些圆，光绪时期的方形盒子多在四角或对角预留焊缝，起弧距离短，显得平直段很长。

 

 

三是矩形墨盒多直角盒子，四角焊缝，铜材焊接处各切45度角，早期铜材较薄，焊缝轻薄可能是容易开裂的主要原因；四是同治时期有个别墨盒书刻的文字相对于清光绪时期，较为集中于盒盖中央部位，盒面周边留白大；五是清同治时期墨盒目前尚未发现有打印底铭，但能够肯定的是有“松竹”及“翰宝”手刻底铭，将另文介绍。

 

 

关于焊缝留置问题较为复杂，好像没有规律可寻，同治时期弧度很大的方盒也有侧壁根本没有焊缝的情况，也有盖子侧壁无焊缝，而盒底侧壁焊缝留置在某一边中间部位的（光绪成熟时期未发现此现象），从资料来看，铜墨盒之所以开合紧密，是因为采用工业化生产的铜管，根据一定标准切割后，分别取详邻的两段作为盒盖侧壁及盒底侧壁，大小形状一致，所以严丝合缝，铜管分有缝或无缝，从同治及光绪初年墨盒实物存在侧壁无焊缝的现象推测，无缝铜管（方形、椭圆、圆形）在同治时期已经用作制作墨盒，难道矩形直角的也是？

 同治时期的墨盒已经定型，推测咸丰时期的墨盒也大约如此，据谢崧梁讲刻铜墨盒产生于咸丰时期，但至今仍未见到过实物留存。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两方清末墨盒，但图片太少，不足以判断是否真是墨盒，有条件的师友可以再研究。

未完待续，下一节为刻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