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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6月底有姑苏之行,参观苏州博物馆并拍了一组照片,晋祠藏扇是个特展,去过晋祠几次,也没见有这么多,在苏博看到,真是幸运。在苏博参观其他门类的人很多,独此处清净,少人打扰,过了把瘾!展品以成扇居多,展览方式问题,看不到另一面,扇骨也有几件不错的,拍不很清晰。
       藏扇较为系统,成扇以清末民国居多,较早期的均为扇面,成扇保藏不易。限于场地条件,用手机拍摄,有些偏色。信息都在图片中,款识就不一一说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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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拔可先生乌铜走银山水墨盒

 

    李拔可之所以被藏书人所熟知,是因为他是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之中坚,是著名的藏书家,并将其所藏,包含经史子集等千余册图书及师友书札、书画等一并捐入合众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前身),其中有翁方纲、林旭等人之诗集稿本;同时,李拔可也是“同光体”闽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与林畏庐、陈散原、郑孝胥等诗人多有唱和。

    所以在微信群中见到这方凌戞鸣赠“拔可”乌铜走银墨盒时,立即就联系确定了,墨盒上的“拔可”之所以认定为“李拔可”,是结合此不久前分别出现的凌戞鸣赠送给商务印书馆“久芸”及“培初”两方制式相同的乌铜走银墨盒做出的综合判断,此三方墨盒应是凌戞鸣在云南昆明著名乌铜走银店铺“岳家”定制的墨盒,分别赠送给了商务印书馆的李拔可、史久芸及陈培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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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古愚、贺瑞麟两先生俱为清末关学重量级人物,学养深厚,刘古愚主讲味经书院,贺瑞麟主讲学古书院、清麓精舍,都在笃行教化育人之事,但想法却有大不同,刘古愚推崇经世之学,积极寻求变法、创办实业而富国强民;贺瑞麟倡导理学,重修身修心,拟通过身体力行而移风易俗,从而重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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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茫父在自己旧作墨盒上题跋的情况应不多,印象里程砚秋购茫父长恨歌细字墨盒,而后请先生题记是个例子,但尚未见到实物留存;此赠远伯兰花盒旧拓又是一例。

盒面左上绘兰花一丛,兰叶以双钩出之,相互穿插,高低错落,甚茂密,叶间点染花朵,玲珑雅洁,似有暗香浮来,兰花居左而虚其右;盒面右下方书刻李农夫《幽兰赋》全篇,细字蝇头,密密匝匝一片,与兰花成对角之势;一撇兰叶突入虚空后折笔右下,将至尽头又作回锋,劲拔有力,与文字块面欲勾连,使两个块面呈呼应之势。花根处画刻“甲子”年号印(朱文),文字后钤“茫父”(白文),文字部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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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刻铜

《旧都文物略》成书于1935年,印制精美,九十年代末寒斋曾有幸得藏一册,品相极好,抵不住高价卖了,后来又买了一册影印本,也足够看。

 

 

《旧都文物略》技艺略中除收入关于刻铜的两条文字外,还收入同古堂刻铜墨拓三件,分别为陈师曾临石鼓文镇尺、姚茫父书道德经及徐燕孙绘松荫高士图,三张照片占了一页半篇幅,刻竹扇骨图片占了一页,民国时期对刻铜文房这一北京名物的欣赏及重视可见一斑。这些拓片原稿应是由同古堂提供的,时陈师曾已故去十余年,姚茫父也已去世5年有余,文物略的编者之所以选择了师曾、茫父的两件作品,很重要一点源于陈师曾画铜、姚茫父写铜本身的艺术高度,编者认为极具代表性,另一方面也应是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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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明兄游历苏沪已一载有余,去岁自沪归,知我留心刻铜史料,携此残册相赠,内有张寿丞刻铜拓片四帧,心中感慰。

张寿丞刻铜图片见于民国书籍的不多,一在旧都文物略,一在湖社月刊,均对张寿丞刻铜研究有重要意义,曾写过一些读拓的文字分析,可参看;此残册实为画册,首尾已失,仅留存十数页,从其中所载内容来看,应是1918年前后的刊物,为目前已知最早记录张寿丞刻铜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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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茫父于民国甲寅年(1914年)正月初八日受时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汪大燮委任,担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在任期间,于丙辰年(1916年)夏在为北京女子师范优秀生定制的奖品墨盒上作稿,交由同古堂刻工刻就后予以颁发,具体情况在杜鹏飞先生所著《艺苑重光》一书中已详细描述,奖品墨盒共89方,优秀本科毕业生及优秀讲习科毕业生各30方(方形,边长约6公分),其他班级优秀生29方(圆形,直径5约公分),此数量杜兄是依据姚家留存的墨盒旧拓实物确定(不知是否有遗失),与北京水流云在范兄在《铁笔铜墨》中所讲的近百方基本吻合。



 

而据目前发见的墨盒拓片图片资料,姚茫父在任女子师范学院校长一职的次年,即乙卯(1915年)年夏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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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以为精鉴而藏,赏玩怡性之品,可称长物,刻铜文房收藏亦然,清末以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清代刻铜作品未见记载有专事大量收藏者,然从鲍康对陈寅生刻铜有“足以与曼生壶并传”这样的评价以及清末刻铜实际的艺术水准来说,应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1884年墨盒
 

民国初年,由于书画家参与,直接为刻铜者提供适于在铜质载体上雕刻的画稿,从而改变了清末刻铜作品自写自刻的主流,书画者与刻铜者分工与配合,在清末刻铜的基础上传承与发展,出现了与往昔风格不同的刻铜作品,这样的改变,究其实质为书画大家的积极参与并主动对其纸质载体书画表现形式所做的种种改变,丢弃表现力极强的色彩以及墨色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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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寿丞为民国年间刻铜大匠,被一代通儒姚茫父称为“铜师”,姚茫父精于碑版鉴定,“铜师”之称谓当与汉代碑碣刻工之题名“石师”相关,汉代碑刻艺术至今璀璨夺目,“石师”居功至伟,以此比之于刻铜中的“铜师”,认为亦是如此;齐白石先生赞誉“寿丞刻铜空前”,虽有欣赏、爱惜的成分在内,但就刻铜文房来说,自寿丞起开民国画稿类刻铜之先河,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做到了“空前”。

 

最早的张寿丞刻铜

同古堂创立于民国元年,截止到目前为止,未发现张寿丞或张樾丞民国元年或之前有明确纪年款识的刻铜文房实物或拓片留存,张寿丞有明确纪年的刻铜作品为同古堂开店的次年即1913年所刻的《渔归图》和《策杖行吟图》。

《渔归图》有实物存世,盒面刻工款识:民国二年冬至后二日张寿臣仿古刻,刻制的时间已经具体到了1913年12月20日这一天,1913年张寿丞年仅18岁,从这件作品来看,刻铜技艺已经成熟,人物和书法刻的都很到位,与后期作品比较并无明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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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盒

手刻底铭

同治

分类: 刻铜

 

底铭定义、研究范围及目的

 

“墨盒底铭”顾名思义就是在墨盒底面上镌刻或使用钢印打制的文字、图案,用以记述与该墨盒相关的信息,底铭内容多为经营刻铜墨盒的店铺的名称,如松竹斋、万丰斋、懿文斋等,间或刻有刻工或定制者的相关信息,其主要是为了确定该墨盒的归属以及对该店铺起到的广告宣传作用,“墨盒底铭”是相对于盒面及侧壁的铭文来说的,根据实物留存来看,店铺字号刻在墨盒盒面及侧壁上的现象在无论是在清末还是民国都非常稀见,但由于其类似于底铭的作用,小文也将该部分列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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