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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收藏的这件西晋越窑胡人俑灯台（附图），器高21厘米。灯台造型奇特，底部为三足盘，盘内跪一胡人，左手放于腿部，右手放于腰侧。脸廓略宽，颧骨略显，下颌渐窄，多须，宽鼻，大眼，头顶帽饰灯台，整个人物刻画栩栩如生。青瓷釉面光滑，玻璃质感强。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色在越窑青瓷中都非常罕见。
      考证这青瓷胡人灯台，先从灯的历史开始。灯的发明源于人类火的发明与照明需要。在距今70-20万年前北京猿人将火用于日常生活后的若干万年之后的黄帝时期，灯具开始出现。早期的灯，类似陶制的盛食器“豆”。“瓦豆谓之登（镫）”，上盘下座，中间以柱相连。成型的灯具迟至春秋才真正出现，是人类将实用与审美结合的成果。由于青铜铸造技术的提高，油灯和其它器物一样，在造型上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创造了中国油灯艺术的辉煌。从春秋至两汉，油灯的高度发展，已经脱离了实用的具体要求，它和其它器物一样，成为特定时代的礼器。
      汉代灯具已经发展到了种类繁多，造型丰富的程度。最著名的灯具当属满城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中出土的青铜长信宫灯，与青铜羊尊灯，彰显了汉代青铜灯具的最高工艺水平。在视死如生的汉代，墓葬极尽豪华，陪葬品几乎囊括死者生前所有用品。在汉代豪华墓葬中出土的灯具分为两类。一类是青铜类的死者生前的实用灯具，另一类是作为明器随死者葬的各类陶制灯具。然造型奇特的胡人灯座仅在广东，广西，河南、河北等地有少量考古出土的记录，除铜制外亦有少量陶制胡人灯，由于没有更多的考古与艺术欣赏价值，此类陶制的胡人灯俑并未引起考古专业人士与古董收藏家的重视与兴趣。
      有关胡人俑的出土记录相对丰富一些。在浙江考古学者的研究报告中，胡人俑的形象常见于越窑青瓷的器皿之上。尤其在青瓷典型器——谷仓上，堆塑的多为胡人俑，有歌舞俑，杂耍俑，吹乐俑等等。但此类胡人俑的制作造型简单，粗糙，虽能辨认出目深，鼻高，多须的胡人特征，但无论造型艺术，还是人物形象都谈不上精致与艺术，可视为当时之寻常青瓷陪葬器物。
      让人产生兴奋感，艺术造诣极高的青瓷胡人俑是现存北京故宫的一尊完整的11厘米高越窑青瓷胡人骑狮俑水注，以及出土于安徽的现存于安徽博物馆的越窑青瓷胡人骑狮俑水注残件。此外在考古与收藏界没有再找到有关青瓷胡人俑以及胡人俑灯的更多资料。
      西晋越窑青瓷另一典型器物——青瓷羊尊被认为是越窑青瓷的珍贵品种。青瓷羊尊几乎是满城汉中山汉墓出土的青铜羊尊灯的完全翻版。但从汉代青铜羊尊灯发展演变到西晋青瓷羊尊时，羊的造型开始变化身体不再被掏空却更加肥硕，羊头也不再顶着灯盘，而是演变为插蜡烛的孔了。而持灯的汉人俑（如长信宫灯为汉仕女所持），与汉人陪葬俑似乎也逐渐消失了。铜制，陶制胡人俑灯，青瓷胡人俑开始出现。手中的这件造型独特，釉水肥润的青瓷胡人俑灯应该就是出现在这历史变换时期的器物。
      随着考证的进一步深入，更多疑惑与困惑随之而来。汉以后胡人俑出现于中原乃至南方地区铜器，陶器乃至青瓷之上，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流民族友好融合的历史象征，抑或，这背后还隐藏着更深一层的历史背景呢？于是，抛开考古资料，翻阅历史学家的记录。
      而翻开历史，我们往往看到的是超乎想象的真相。所谓胡人，是中国古代对于中原以外，西域及北方匈奴，鲜卑，羌，羯，氐等游牧民族的统称。其体貌特征为，深眼，高鼻，浓眉，多须。自秦汉始，中国边境以匈奴为主的胡人不断骚扰侵犯中原。汉高主刘邦时期，因国力不甚强大，一直采取和亲的政策,汉朝将公主嫁给匈奴并带去许多嫁妆和贡品,来维持边境的和平.但匈奴还是不时的骚扰边境.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国力强盛, 派卫青、霍去病等大将马踏匈奴，给了匈奴致命的攻击. 但匈奴衰败后，西、北边境的羯、鲜卑、氐、羌等胡人继续内迁，骚扰中原汉族。这个时期，中国北方几乎完全被胡人占领，各族胡人互相暴乱，各自建立政权。而汉人与胡人之间亦不断交战，互相残杀，有钱的贵族将俘虏的胡人养做家奴，奴隶。至西晋时，由于北方连年战乱，大量胡人迁徙南下到长江流域。当胡人不断向内地迁徙的时候，中原汉族也大举南下，逃避战乱。南下的汉人，不但给南方提供了大量劳动力，更重要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其中包括制瓷等手工业生产技术。
至此，印证在这件西晋越窑青瓷胡人俑灯台上历史文化信息终于慢慢被解读开了：此件胡人俑的面部表情清晰生动，大眼，浓眉，高鼻，络腮胡，完全不同于常见于青瓷谷仓上常见的胡人俑。由此推断，这是西晋时期为某个南迁到江浙地区的北方贵族所定烧的陪葬品或供奉品。主人的贵族身份才能使他们能够蓄养胡人为家奴，并以某个特定的胡人家奴为模特，请技艺高超的制瓷工匠烧制出了这件艺术造诣极高的青瓷陪葬胡人俑灯。整件青瓷器物，釉面通透，玻璃质感强烈。无论是烧制工艺，还是人物刻画方面，都是一件既有丰富历史内涵，又有极高考古价值，更具艺术欣赏的难得一见精湛青瓷艺术品，其珍稀程度可想而知。
文/李家明 于静安香樟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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