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孝图》写于1926年5月10日，和之前的《阿长与〈山海经〉》（3月10日完成）风格似乎迥然不同。间隔了两个月的《朝花夕拾》创作，产生如此落差令人关注：从外在角度看，最重要的影响则是当年举国震惊的“三·一八惨案”，而且4月26日清晨，进步报人邵飘萍（1886-1926）被军阀张作霖杀害，这一切令人惊悚。根据鲁迅日记，为安全起见，鲁迅曾于26日“夜往法国医院”[1] 避难，4月30日夜晚才返家。可以理解的是，上接《阿长与〈山海经〉》，后启《五猖会》（5月25日作）的《二十四孝图》呈现出一种略显突兀的现实性、激烈性与繁复性文体杂糅，而实际上《朝花夕拾》作为鲁迅精心创制的文本，无论是在情感控制上还是在个体（事务）限定上都有相当的克制性，而《二十四孝图》则是个罕见的例外。

相较而言，《二十四孝图》的意义指向相对清晰，虽然从儿童读物或教育的私我经历入手，但焦点尤其聚集在对传统道德的批判上，如人所论，“基本内容依然是对以‘文言’为承载的朽旧虚伪、残忍肉麻道德的批判。可以说，正是上述种种原因，《二十四孝图》才会出现与《阿长与〈山海经〉》文风、内容迥异的状况。”[2]

需要指出的是，威廉斯的情感结构概念（structure of feeling）自有其意义指向和特点。在《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一书中，他区分了它与“社会性格”（social character。主要是指一种理想价值观）的差异，作为对真实的再现，它既呼应主流社会性格，处理公众理想（public ideals），同时也处理其遗漏和后果。[3] 同时值得反思的是，如果从“情感结构”（文化分析）的角度去重读《二十四孝图》，我们反倒可以发现更多突兀或悖论的合理性与可能的“新兴性”（“即往往是与处于支配性地位的社会性格相冲突的新兴因素”）[4] 特征，鲁迅的情感层次安排、沉淀与再现恰恰因了现实冲击而临时偏执/偏至，但终究又回到主线上来；而同时，鲁迅先生的自我个案分析与整体文化观照相映成趣、传统反刍与现实关怀并驾齐驱，彰显出繁复的情感、意义与话语张力。毕竟，《朝花夕拾》的整体风格还是相对完整和独特的，如人所论，“‘朝花夕拾’这个名字，则让人感到这似乎是一个饱经世间辛苦的人，在激烈的战斗与内心的悲怆之后，在暮色苍茫的时候，来回头看看自己的过去生涯，夕拾朝花，不免有一种明日黄花的凄艳之美……从‘旧事重提’到‘朝花夕拾’，反映了鲁迅对时间、人生、生命等根本问题的情感性追问，但他的这种追问，不是大喊大叫式的，而是沉甸甸地交织在他这十篇回忆性的散文里”。[5] 而《二十四孝图》的某些情感性追问则显得激烈而颇富张力。

一、自我童年与中国新儿童的生成

尽管《二十四孝图》指向繁复、文体混杂，但其作为鲁迅先生清算/梳理自己早期人生阅历的系列散文之一，其自我经历呈现却往往是全文的主体部分或成为不容忽略的底色。而其中的直接载体则是自我童年的书写，但同时颇有意味的是，由于鲁迅关注视野的宏阔性以及反思问题的锐利性，这种自我童年的状摹与反思往往又是有其超越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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