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刊发于《关东学刊》2022年第1期，页113-120】

内容提要：《朝花夕拾》中的父亲再现其实彰显出鲁迅相当复杂的情感结构，一方面他再现出痛苦而又不甘的人性父亲，凸显出理解之同情，而同时却又批判吃人的传统（包含如何折磨及异化父亲）及问题重重的现实，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个体的忏悔来进行自我疗治。借此他既再现父亲、实现与父亲的精神和解，同时又批判国民劣根性生成的文化土壤，而为自己的文化事业生产奠定了扎实的情感基础。

毫无疑问，少年丧父之于鲁迅是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事件，甚至堪称是不可忘怀的重大创伤经验，其影响无论是对鲁迅的（早期）生活（长子长孙担当）、就业选择（立志做医生救治父亲一样的病人）还是文学再现（弃医从文，批判国民劣根性拯救其精神）都显而易见。简而言之，这是鲁迅心中的痛，因为他的创伤感、选择从医（“幻灯片”事件），甚至弃医从文、小说中的寡妇意象/话语、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类似观点都与此息息相关。而在其中年处于人生的转捩点时创制《朝花夕拾》、认真清理其“情感结构”，父亲再现依然是不折不扣的焦点之一，这尤其体现在《父亲的病》（1926年10月7日作）、《五猖会》（1926年5月25日作）中。

相当耐人寻味的是，在对这两篇散文的阅读和研究中，论者往往更集中讨论《父亲的病》。早在1935年李长之就在其《鲁迅批判》中涉及，“第七篇《父亲的病》，是如他其他的反中国的医药文字一样，但形容那些骗人的医生却更活现。此外，则是说到中国旧的风俗习惯中，其不近人情的残酷。人死了，也不让平静”。 [1] 而此后的研究观点也往往如此，批判中医，包括周作人亦然，他在论述《明天》中的医生时指出，“明了的显出不学无术，草菅人命的神气。医生何小仙的姓名也显示与为鲁迅父亲医病的何廉臣（《朝花夕拾》中称作陈莲河）有联带的关系。” [2] 而实际上，结合《五猖会》才更能完整看出鲁迅塑造的生病的父亲形象及其文化象征。

当然，对于如何以及何时批判中医，也有一些辩证与反思，有论者指出，“鲁迅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至于晚年对中医的评价，在其前期带有浓重的思想革命色彩，以对中医医疗思想的针砭和解剖图解的匡谬构成批判性评价，但存在着将局限于个人经历的正确抽象作全体概括的偏颇；在其后期着眼于中医巨大的历史贡献，充分肯定了中医‘丰富的宝藏’及其巨大潜力，对中医历久的丰富经验的评价达到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高度”。 [3] 表面上看，这是一种结合历时性发展的变通性考察，但其中也难免时代限制（工农兵优先思路，如赤脚医生 [4] 等）和先入为主的思考——为中医（国粹）张目，其实鲁迅先生的批判更多是指向了传统糟粕，他对中医及其文化机制的批判才是核心，好比他对于西医及其背后科学精神的推崇。

李长之在整体论述《朝花夕拾》时曾经非常犀利的指出鲁迅的回忆性文章中的情感克制以及选择性抒发，“我们虽然可以颇带消闲的意味的来欣赏这些好的散文，但在当时的作者却是十分难过，这是可以想见的。

这也是常见的一种例子了，大凡在某一方面情感极盛，又不得宣泄时，那故作平静，也用以安定了自己的，就是回返到自己的世界里逃躲，这便是回忆。” [5] 《朝花夕拾》中的两篇再现父亲的作品，一篇写于1926年5月的北京，彼时血淋淋的“三·一八”惨案造成的个体与集体的创伤后遗症依然在发酵，整体社会环境令人郁闷、压抑（传言仗义执言的鲁迅因此还上了段祺瑞政府的50人通缉黑名单），而同时爱情却又在冒头让人心地柔软且挂牵——鲁迅和许广平的恋爱却刚刚冒头，而《父亲的病》则写于相对温暖而无聊的厦门时期，他与许广平的两地遥望让他煎熬却又有充分时间清理自己的“情感结构”，这个结构的主题板块就是生理与文化的父亲，当然也有回望与记忆的生产。而其中既有个体的体验，同时又可能彰显了晚清民初一代知识分子的繁复经历与精神历练——他们如何是“中间物”，而父亲一辈如何既是源头，又是阻力，又值得同情。

一、 不甘的病父：再现与省思

中年鲁迅回望少年时的病父及重温/共品纸面上建构的丧父之痛可能比以前更多了些痛定之后的冷静，也多了几分清醒和反思，这有利于他破解心结与可能的弑父或恋父情结（complex），从此角度看，父亲再现首先是对故往文本中苍白父亲形象的丰富化，同时也是对自我形塑与情感交汇中困惑的反思，在描述之余亦可能加入了虚构、浓缩或拼贴等艺术手法。

（一）《五猖会》：不甘的父亲。

这篇散文有着强烈的欲扬先抑、顾左右而言他的张力十足风格。《五猖会》顾名思义其关键词则是“五猖会”，实际上大半的篇幅的确在如此推演，表面上看和父亲似乎关系不大，实则不然。文本中的五猖会书写其实至少呈现出鲁迅的两种价值取向：一方面，它是孩子们的欢乐节日，“孩子们所盼望的，过年过节之外，大概要数迎神赛会的时候了。”“我常存着这样的一个希望：这一次所见的赛会，比前一次繁盛些。”但结果往往难以尽兴，或者因为所居之处偏僻，或者结果雷同，买一纪念品了事。另一方面，则是状描相对非主流的民间节日。这其中既有对不同朝代的比照，如根据明代《陶庵梦忆》的记载，回忆其曾经的盛况，其中也有暗讽满清的意味。而同时五猖会的供奉却又和主流价值观（礼教）不尽相符，而东关的梅姑庙与五猖庙都是“殊与‘礼教’相妨”。但可以理解的是，有关盛会却也更得民众喜欢，因为既突破禁忌，又接地气。

上述两种倾向的交叉点就是少年鲁迅企图参与庙会/赛会的冲动感，但总是无缘参与，“然而记得有一回，也亲见过较盛的赛会……我那时觉得这些都是有光荣的事业，与闻其事的即全是大有运气的人，——大概羡慕他们的出风头罢。我想，我为什么不生一场重病，使我的母亲也好到庙里去许下一个‘扮犯人’的心愿的呢？”而正是这种铺垫造成了渴欲盛会与背诵《鉴略》之间的巨大张力，何况“我”的身上还背负着全家其他人的出游玩耍的可能性？而在文本中的确呈现出“往事俱备、只欠东风”的状态——大家都在等着大少爷考核过关，然后去参与民间比较流行的节日庙会，“应用的物件已经搬完，家中由忙乱转成静肃了。朝阳照着西墙，天气很清朗。母亲、工人、长妈妈即阿长，都无法营救，只默默地静候着我读熟，而且背出来。在百静中，我似乎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将什么‘生于太荒’之流夹住；也听到自己急急诵读的声音发着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鲁迅用了很多诗意的文字来描述当时的紧张感、对比性和不理解——既包括对所背诵的诘屈聱牙的内容不够理解，也包括对执行背诵检查这项大煞风景操作的父亲的不理解。

考察文中关于“检察官”父亲的描写，“父亲就站在我背后。”“他慢慢地说。”“他说完，便站起来，走进房里去了。”“父亲点着头，说。”整个背书事件中呈现出的几乎都是面无表情的行动描写，动作缓慢，但坚决有威权性，同时也令人压抑和备受冷落，尤其是和大家雀跃的等待出游的欢快心情形成了强烈对比，尽管“我”最后背书成功了，大家仿若解放一般，但“我”却并不开心，因为这种人为阻挡带来的压抑乃至创伤具有延宕性，“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尤其耐人寻味的是，这种不解和伤害还绵延至今，作者百般不解的写道，“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

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周作人在回忆背书事件时指出，“背书这一节是事实，但即此未可断定伯宜公教读的严格。他平时对于功课监督得并不紧，这一回只是例外，虽然他的意思未能明了。” [6] 而在其他文章中，他也有类似的表述，甚至借此说明伯宜公的开明洒脱，“至于读夜书，那是特别热心科举的人家才有，伯宜公自己不曾看见在读八股，所以并不督率小孩，放学回来就让他们玩去好了。” [7] 可以理解的是，作为长期被呵护和减免责任担当的次子，周作人未必能够真正理解和真切感受到作为长子长孙的大哥——鲁迅方方面面的压力、内敛和待人接物得体、处世做事的高度敏感之间的痛苦摆荡。

依照周作人的回忆，我们可以相信并理解周伯宜常见的包容与开通，因为父亲多病，同时因为周福清科场行贿罪导致的家庭败落后果让手无缚鸡之力、坐吃山空的书生周伯宜相对抑郁，虽然他们父子交往不太多，但他大致算不上乖戾与暴虐的父亲。但同时不能忘记，周伯宜却又是一个身心俱病的父亲：身体上他有严重肺病，并最终于36周岁去世；而精神上因为科举相对不顺，且亦有抽鸦片习惯，一个年纪青青壮志未酬的父亲即使在身心俱疲的情况下亦会心有不甘，所以他才会在平素开通的情况下萌生检查长子学习进度的突然袭击之举，且思想貌似相当主流/传统（毕竟大家兴冲冲要去东关参加五猖会），这其中其实是对鲁迅寄予了自身尚未完成的光宗耀祖的志愿强调——自己这一辈已经非常不顺乃至玩完，但下一代必须延续使命，这对于彼时想打破主流礼教、自由玩耍与成长、反抗科举应试教育的少年鲁迅不啻是当头一棒，所以很难理解。

（二）《父亲的病》：痛苦的父亲。

鲁迅父亲周伯宜得的应该是肺病，但中医对其疗治可谓毫无效果，某名医屡次尝试无能为力后推荐了陈莲河，让他继续“死马当活马医”。《父亲的病》中的父亲形象往往是被动的或相对模糊的，但对于陈在治疗无效后的两次建议却立场坚定、坚决拒绝。鲁迅重复描述了两次，“我父亲沉思了一会，摇摇头。”“我的父亲沉思了一会，摇摇头。”前一次是针对用点舌头的丹丸治水肿的做法，一次是建议去看“冤愆”（所谓鬼魂作祟）。尽管身心俱疲，身上和生活习惯中也难免封建色彩和习气，但周伯宜也曾经是个具有家国情怀的男人——我们不该忘记周伯宜在面对国家积贫积弱时也是有理想和志向的人，至少希望自己的儿子一辈可以壮大周家与国家，据周作人回忆，“他又说过，现在有四个儿子，将来可以派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做学问，……那时读书人只知道重科名，变法的空气还一点没有，他的这种意见总是很难得的了。” [8]

然而鲁迅的父亲周伯宜临死前却是相当痛苦的，他的疾病日益严重，根据周作人的回忆，最早的病象是吐狂血，“随后脚背浮肿，渐至小腿，乃又作水肿医治，反正也只是吃‘败鼓皮丸’。终于肿到胸腹之间，他常诉说有如被一匹小布束紧着，其难受是可想而知的了。”各种 [9] 治疗无能为力时，只能静候其亡，而更令人痛苦的是，不明真相的少年鲁迅却要在衍太太的文化教唆下而不让垂死的父亲静静赴死，走完最后一程，在文中“我”一直持续不断的呼叫父亲，“‘什么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说，又较急地喘着气，好一会，这才复了原状，平静下去了。”这是在接受少年鲁迅狂叫垂死父亲之后的勉强痛苦回应。在《五猖会》中生病的身体尚有控制力时，父亲还有威严，对长子鲁迅有所寄托乃至苛求，希望可以赓续传统与光宗耀祖的梦想，而《父亲的病》中被病痛百般折磨到了弥留之际的父亲却更愿意速死，不想被打扰，然而也很难实现。

《朝花夕拾》中的父亲形象既有相对模糊（集中描绘相对较少）、因病痛苦的一面，但也有不甘心与反抗（包括迷信文化和可能宿命）的一面，这其中又可以呈现出父亲的睿智（如对中医）与精神痛苦（自己一事无成），又对少年鲁迅传递了另样的伤害，使其焦虑与困惑，但借此中年鲁迅却又可以更好的理解彼时感受复杂的父亲并与之在文字上言和，从情感结构角度思考，前文《五猖会》是疑惑居多，后文《父亲的病》是忏悔居多，相对平衡。

二、批判传统及现实

父亲形象的再现之于鲁迅的情感结构而言，既有个体成分，同时又有时代性表征，父亲的苦痛与悲剧性指向了对传统文化糟粕及现实中国的反思与批判。

（一） 吃人的传统。

父亲的病与死当然令人心痛，但痛定思痛，更令人反思的则是背后的原因之一——扼杀人的传统文化糟粕。

1巫化中医。毫无疑问，对中医有着切肤之痛的鲁迅将之称为“有意无意的骗子”，为他父亲治病的名医不只是出诊花钱多，而且治病的药引奇特，“我虽然并不了然，但也十分佩服，知道凡有灵药，一定是很不容易得到的，求仙的人，甚至于还要拼了性命，跑进深山里去采呢。”尽管如此，即便是遵嘱上下搜寻屡经折腾，对于父亲的病体调理也无济于事，“父亲的水肿是逐日利害，将要不能起床；我对于经霜三年的甘蔗之流也逐渐失了信仰，采办药引似乎再没有先前一般踊跃了。”更令人愤怒的是，经过同行名医推荐的著名中医医师陈莲河更是个骗子，不仅花费不菲，且无效，还得遵从医嘱把父亲死马当活马医，最终结果可想而知，“单吃了一百多天的‘败鼓皮丸’有什么用呢？依然打不破水肿，父亲终于躺在床上喘气了。还请一回陈莲河先生，这回是特拔，大洋十元。他仍旧泰然地开了一张方，但已停止败鼓皮丸不用，药引也不很神妙了，所以只消半天，药就煎好，灌下去，却从口角上回了出来。”甚至到了最后无计可施的医生建议父亲是否考虑拜一下神神鬼鬼，这样或许药到病除。这就一下子暴露了无法精准判断、对症下药、匮乏科学精神的中医的直接短板。

不难看出，中医从一开始的巫术和行医结合一直到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也还是部分保留了类似特征，尤其是在某些水平不高的“名医”身上尤其突出（这其中当然也带上了鲁迅先生的厌恶感）——它的含混性、整体性以及身心合体的治疗方法对于长于把控剂量和有针对性的高手医生可能可以发挥神奇效应，但对于能力有限者（可能的庸医）其实就变成了望闻问切大忽悠，或至少近乎拖延时间等病自愈或无能为力，这是需要警醒的。

2变态丧孝文化。相当犀利的是，鲁迅还将矛头指向了传统文化中变态的孝道伦理与丧葬文化，原本是颇具人性让人适当抒发喜怒哀乐人伦情感的礼节/仪式变成了束缚、强迫和桎梏，如人所论，“至少是在理性的层面，他超越了封建的忠孝伦常观念。一旦他看清了过去父子关系中被温情掩盖着的虚伪而血腥的一面，他将不再掩饰自己的憎恶。” [10] 这在鲁迅的《二十四孝图》中论述更集中，普通人做孝子尽孝道也绝非易事。

《父亲的病》就不乏此类批评，尤其是中西医如何对待垂死的痛苦病人，中医或国人更喜欢临死前的过度抢救，借此减轻罪责或博得孝子贤孙的美名，鲁迅写道，“中西的思想确乎有一点不同。听说中国的孝子们，一到将要‘罪孽深重祸延父母’的时候，就买几斤人参，煎汤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几天气，即使半天也好。我的一位教医学的先生却教给我医生的职务道：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但这先生自然是西医。”这种为自己的孝名而折磨病重的父母的文化令人发指，而实际上我们更应该考虑到病人的承受能力，让他们临终之际少点痛苦，平静辞世，而且死得有尊严（更前沿的包括医疗上的“安乐死”制度）。类似的，在弥留之际的叫魂做法也令人不解，明明垂死者已是痛苦不堪，却要让人不尽快死去解脱，“‘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衍太太说。”

3“中间物”父亲及传统。《五猖会》中的父亲形象是相当耐人寻味的，在此文中鲁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僵化、刻板的主流礼教，而借用鲜活、有个性的民间宗教加以反拨，“其一便是五猖庙了，名目就奇特。据有考据癖的人说：这就是五通神。然而也并无确据。神像是五个男人，也不见有什么猖獗之状；后面列坐着五位太太，却并不‘分坐’，远不及北京戏园里界限之谨严。”

需要指出的是，相对开明的鲁迅的父亲从文化象征角度审视他其实也是封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至少他身上也有传统主流价值观在作祟，他对少年鲁迅的临时拷问——背书，其实也投射了对自己无力追求功名的不满和对未来的焦虑感以及对现状难耐的心态，但这对少年鲁迅却是不小的伤害。我们可以说，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有两个父亲：人性的父亲和父权制的父亲，而且也有一种悲喜交加的元素贯穿其间，“问题是鲁迅创作中的许多悲剧性因素，常常是在人性的父亲，而不是作为父权制特征代表的父亲，或者说在他们已被父权制所抛弃的意义上，即作为父权制文化特征的受害者的情况下获得的……相反，喜剧性因素却常常是在他们典型地体现着父权制文化特征时出现的……在爱和憎、悲和喜的具体构成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直接的或隐蔽的鲁迅情感心理中的父亲情结。” [11] 《五猖会》中的父亲恰恰是暗含了两种角色：既有人性，也有传统习惯烙印。

（二） 现实依旧。

1926年5月25日鲁迅除了书写《五猖会》以外，还在当天完成了另一篇文章《为半农题记<</span>何典>后，作》。鲁迅不无心痛的提及，“我并非将半农比附‘乱党’，──现在的中华民国虽由革命造成，但许多中华民国国民，都仍以那时的革命者为乱党，是明明白白的，──不过说，在此时，使我回忆从前，念及几个朋友，并感到自己的依然无力而已。” [12] 显而易见，一度精神飞扬的革命者们到了中华民国15年的现实中却慢慢变成了落魄者和不被理解的存在，这可以反衬出这个时代的陈旧、顽固与反动，当然从情感上也令人忧伤和失望。

《五猖会》中亦有类似书写，包括诸多限制、禁止与反动，“赛会虽然不像现在上海的旗袍，北京的谈国事，为当局所禁止，然而妇孺们是不许看的，读书人即所谓士子，也大抵不肯赶去看。只有游手好闲的闲人，这才跑到庙前或衙门前去看热闹；我关于赛会的知识，多半是从他们的叙述上得来的，并非考据家所贵重的‘眼学’”。鲁迅这里的书写其实指向了官方伦理教化及有关政府官员的僵化、保守、歧视与反动，新制度建立了15年依然怪事连连。《父亲的病》中对父亲的病症束手无策却赚得本满钵满的中医陈莲河在现实中依然风生水起，“只在街上有时看见他坐在三名轿夫的快轿里飞一般抬过；听说他现在还康健，一面行医，一面还做中医什么学报，正在和只长于外科的西医奋斗哩。”这绝对是极大的讽刺，不能对症下药的名医依然可以凭借名声捞取巨大利益，这象征着旧文化传统的顽固性、欺骗性以及颇有民族主义市场的广泛性。

某种意义上说，父亲的病与死其实也是一种隐喻，象征了国人乃至中华民族从传统文化的视角把脉其实已经病入膏肓，鲁迅反思父亲（生病、治病与死亡）的过程，也是省察背后的土壤（过去及现在）的板结、崩坏与毒化过程，同时企图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但很遗憾，我们很多解读者只看到单一的层面就事论事而缺乏深沉的思考。

三、 自我清理与疗治

论者在论述鲁迅小说时指出，鲁迅对父亲缺失的处理和其背后的情感矛盾息息相关，“‘父亲缺失’是鲁迅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它包含着鲁迅对于父亲情感的矛盾。他没有父亲又需要父亲，他需要父亲最终又抛弃父亲；他爱父亲是因为自然的血缘关系，他恨父亲却是深沉的文化因素。然而，作为儿子的鲁迅，对于父亲的恨与反抗是不被社会原则与道德原则允许的，于是这种情感或愿望就被压抑至潜意识。然而鲁迅找到了小说创作的方式，让被压抑的愿望通过改装以另一种方式释放出来”。 [13] 不只是小说创作，《朝花夕拾》中的父亲书写亦有着对个体“情感结构”及内容进行再梳理的功能。

（一） 忏悔。

《朝花夕拾》中鲁迅对父亲的倾注了相当复杂的情感，钱理群先生曾经将这种情感归纳为爱与恨的纠葛，“我们在鲁迅的《五猖会》里感受着父与子之间的刻骨铭心的隔膜的悲哀，我们又在鲁迅的《父亲的病》里感受着刻骨铭心的失父的恐惧和负疚的悔恨。现在，我们终于明白：这都源于刻骨铭心的爱！” [14] 其实在我看来，除此以外还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忏悔。

1理解父亲。如前所述，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塑造了一个面目模糊、无能为力却又心有不甘的痛苦父亲形象，这种对病父的确立与理解可以呈现出鲁迅的忏悔之情，同时他把造成父亲惨状的矛头往往指向了传统文化糟粕，恰恰是遵从文化指引，才让父亲在弥留之际难觅安宁、不得好死。

但父亲在生前对少年鲁迅是有寄托的，他让7岁的“我”背书时亦然，“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我担着心，一句一句地读下去。”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尚未病重的父亲对长子的寄望，也是履行父亲的教导职责，虽然是节奏紧急、以父亲淫威的方式铺陈开来。

2反省自己。我们不该忽略的是，这是中年鲁迅回望/回忆过去的父亲再造。父亲角色一度作为留日的自己青年时期学医的动力，却又成为弃医从文的基础之一（不只是疗治国民的身体病痛，更要启蒙集体/个体精神的愚昧与困苦），但无论采取怎样的方式，他都无力拯救病入膏肓的父亲，甚至力图以文学启蒙或疗治国人的事业亦相当不顺，这种不时转换自己却难以圆梦的无奈与挫败感让他在文字上重新面对父亲时有了更强烈的忏悔意识。

回到《父亲的病》文本中来，我们不难发现，鲁迅对于自己成为传统文化习惯下的执行人折磨赴死的父亲一事极其不满而且内疚，“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其实这个忏悔最少是三重的：当时长子鲁迅的打扰性错误；学医未竟的挫败；弃医从文后的文化救人救国收效甚微。中年鲁迅把这后发的多种忏悔意识合并到少年鲁迅的肩头和心上了。

（二） 疗伤。

不必多说，父亲的病与死给鲁迅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包括和寡居的母亲承担更多家庭负担，也要体味从小康堕入困顿后的世态炎凉，而且为了不让母亲太为难，少年鲁迅尽量独自承担各种压力，这就造成多种甚至绵延一生的性格建构，他的多疑、自虐、不安全感或某种程度上的攻击性特征，如人所论，“首先是构成鲁迅个性气质的疑惧倾向。鲁迅的童年跟父亲的病密切联系在一起, 他是在父亲的病中逐渐生发了对周围世界的怀疑和恐惧……还有一点很明显的气质特征，便是鲁迅内心深处的受虐与自虐倾向。” [15]

如前所论，鲁迅首先再现了父亲形象，其次是彰显出自己的忏悔意识，这有种灵魂涤荡的功能，这二者结合起来，其实就实现了父子二人的精神和解（至少对鲁迅而言）。而同时，鲁迅在反思这种伤害时，矛头是多重指向的，传统文化糟粕、现实指涉，甚至把少年鲁迅干扰父亲赴死时，也是用了听从衍太太指令的方式。但无论如何，经由此重写，鲁迅达到了自我疗伤的目的与后果。

    结语：《朝花夕拾》中的父亲再现其实彰显出鲁迅相当复杂的情感结构，一方面他再现出痛苦而又不甘的人性父亲，凸显出理解之同情，而同时却又批判吃人的传统（包含如何折磨及异化父亲）及问题重重的现实，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个体的忏悔来进行自我疗治。借此他既再现父亲、实现与父亲的精神和解，同时又批判国民劣根性生成的文化土壤，而为自己的文化事业生产奠定了扎实的情感基础，从而可以继续韧性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