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天中有月留痕

 

         洪惠镇

 

去年12月24日上午10时，西安老友程征发来短信：“水天中今晨逝世！”我赶紧给他夫人徐虹发了唁电。尽管近年已从郎绍君处得知水天中玉体欠安，不觉得突然，但仍感痛惜。如今接到纪念文集的邀稿函，很惭愧向来拙于专案研究，连早年郎绍君主编现代国画名家传记，约我撰写陆俨少，我都不敢承接。因为生怕虽曾忝列陆老门墙，万一材料采集疏漏而介绍不周，或成就研究肤浅而评价欠当，就担罪不起。所以很抱歉，对水天中也仅能缅怀往事，略表老友的悼念之情。

 

刚认识水天中时，见他西装革履，文质彬彬，气度儒雅，姓名又很有诗意，就知是名门子弟。后来听他说央视主播水均益是其侄子，难怪名字都很有意味。那时易中天还在武汉大学，被厦大艺术学院邀来合著一本书，因为过从较多，叫顺了嘴，老把水天中说成水中天，那也很有画意。更有意思的是，水姓渊源的种种说法中，居然有一说源出共工，和我洪姓同源。他是兰州人，洪姓祖籍敦煌，我也有甘肃血缘，怪不得一认识就颇感亲和。

 

说起来，我和他应该很早就邂逅过，只是互不认识。那是1980年7月的一天，我独自在大足宝顶山石窟考察和搜集研究生毕业论文素材，正对一龛造像做记录。忽然身后走来一人，问我是哪里的？我说是浙江美院来考察的，反问你呢？原来他就是从此成了好友的郎绍君。他那时正好跟着中国美术研究所的温廷宽教授来此考察，同行还有几位研究生同学。说着，温教授等人也走了过来，郎绍君向温老介绍我是浙美史岩教授的研究生，温老很高兴，他也是中国雕塑史专家，认识我导师，要我回校后代他问候。几年后温老还给我写信提携考他的博士生，可是我已调离浙美到厦大改授国画，仅能深表谢忱与歉意。

 

那时，我顾着和温教授讲话，无暇跟美研所的研究生们一一作礼，所以还不认识水天中。事后，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中国美术史5年，都无机会和水天中、郎绍君他们来往。直到1985年调厦大后，教学之余沉潜于山水现代化探索时，需要画理兼治，既参与作品展出，又为自圆其说创新理念而发表文章和受邀研讨学术，每年都有机会赴京，才和理论界交往。那时正逢“文艺春天”，学术活动频繁，水天中、郎绍君和刘骁纯已经走红，成了理论界权威，号称京城“三大腕”。有着郎绍君引介，我很快也和水、刘二位成了朋友。   

 

我有时以画家身份出席他们也在场的活动，有时则以理论家身份同他们一起开会，像蝙蝠一般飞来飞去，非禽非兽，两头沾边。以至于有一回刘骁纯打趣地问我，若是只能选择一种身份，会选画家还是理论家？我说当然是画家。水天中也在场，他笑道；“当画家多好，哪像理论家走到哪里都没人理睬。” 我倒不是为了这个原因才选择画家，而是夙志所致，不过现实也的确如此。刚好之前他们美研所所长邓福星到武夷山写生，顺便来厦门走访，他与我们厦大艺术学院院长魏传义很熟，院长找无像样单位接待，只好请学生帮忙安排他在青少年宫招待所下榻，还得为学画少年讲堂课做报酬。要是京城名画家来玩，那些四星级宾馆还不抢着招待，好雁过拔毛？

 

京城“三大腕”术业各有专精，水天中侧重西画，郎绍君主治国画，刘骁纯则厚爱当代艺术。我无论创作还是理论，都只顾中国画，所以三位之中，郎绍君接触最多。一般只有碰到中国画的大型研讨会，例如1997年3月浙江美院在北京钓鱼台主办召开的“二十世纪中国画：传统的延续与演进”国际学术研讨会，他们三位才会一起出席。在中国画方面，水天中跟郎绍君的观念与我大致相合，刘骁纯则很前卫。就在钓鱼台那次大会上，我的发言是时任浙江美院院长潘公凯指定撰写的论文，涉及画坛争论不休的中国画笔墨问题。针对历来笔墨说不清道不明的现状，我以在厦大化学系光学显微镜的试验观察为据，分析了笔墨运行的力学机制与物理现象，提出本质上“笔墨是中国画难度指标”，不应神秘化也不能不讲究的个人见解。水天中在我后面发言，肯定我的“难度指标”说法“很有价值”，令我深感知音的支持而温暖于心。可惜那次大会国内外专家太多，没有机会和“三大腕”合影留念。  

 

在和水天中他们来往密集的年代，数码照相术在国内尚未流行，更没有人手一支能够拍照的手机，所以我查遍那时出席学术活动的照片，仅有两幅作为理论家和水天中他们一同合影。一幅是1993年4月5日，应邀参加浙江美院国画系建系六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拍摄的（图1）。水天中与我分站在后排左右两旁，郎绍君靠近中央，刘骁纯在我右侧。那次会上水天中的发言，主旨是肯定“浙派”人物画的艺术成就。刘骁纯的发言我忘了。郎绍君则是批评浙江美院没有继承发扬黄宾虹、潘天寿的卓越传统。我这是时隔八年第一次回母校参加研讨会，发言主要针对曾经盛极一时的水墨写实人物画，在“改开”后受美术新潮冲击而迅速低落的现状，呼吁不能因为它们在“极左”年代过于刻板教条就因噎废食而应该复兴。会间我们曾一起跟别的与会者，由会议工作人员带到浙美比邻的西湖柳浪闻莺公园放松散步，有朋友用傻瓜机拍摄这幅合影送我，虽然图象很差，但对我而言已很珍贵，那是我和水天中同框的第一幅照片。

 

图1  1993年4月摄于杭州西湖

  

另一幅合影，是在1998年上海首届美术双年展开幕结束的欢送酒会上，由浙江摄影出版社范达明用专业相机拍摄的，质量很好。那个双年展展出国际水墨画，规模很大，同时举办盛大的学术研讨会，邀请了不少国内外著名理论家，我有幸受邀，并在会上发言。“三大腕”当然都到，只是发言场次不同。我和英国苏理文、美国李铸晋以及几位国内专家同场，不知“三大腕”都在哪几场。会间和用餐也碰不到，直到离别前夕，才凑在一桌吃饭。水天中与郎绍君并坐中间，他左手是年轻漂亮的夫人徐虹与贾方舟。我坐在郎绍君右手，旁边是翟墨。刘骁纯立在我身后，他右边是范达明。殷双喜和彭德，站着水天中后面。所有像中人都是理论界朋友，平素不容易见面，一旦聚会都兴高采烈。可惜这类合影，在“柯达”时代太难得了。

 

 

图2 1998年10月22晚摄于上海

 

 

进入21世纪后，数码相机逐渐普及，照片数量多是多了，可是学术风气丕变，我们不像以前那样经常聚会，有价值的照片反倒少了。我手头最珍贵的一批合影，是在2008年赴美参加纽约“中国水墨画美学体系国际艺术研讨会”期间拍摄的。那次研讨会是旅美山水画家吴毅先生发起的，之前几年曾在北京怀柔开过预备会，我被邀参加，水天中、郎绍君和刘骁纯也在场。正式开会时，我和水、郎等朋友一起由北京飞往纽约。5月16日报到，17、18两天研讨。会场设在亚洲协会，与会除了几位美国学者，都是大陆和港台专家。发言排得很满，郎绍君和美国学者沈揆一主持17日第一场会议，水天中开头炮，演讲《振奋写意》。我在18日上午第三场发言，主题是《对生命有益的艺术——传统中国画》。水天中与美国学者文以诚，在当日下午主持最后一场研讨，郎绍君作压场演讲《中国画的自觉意识》。刘骁纯是本次学术活动的筹备委员会与学术组成员，但没出席研讨。大会开得很成功，我的发言还引起美国媒体的兴趣而接受采访。  

 

但很遗憾与会议有关的照片仅有两幅，因为自己也要发言，没时间和机会抓拍，都是别人拍好发给我的。一幅是17日从纽约中心车站附近的下榻宾馆集合乘车赴亚洲协会前，部分与会者在门口合影留念（图3）。水天中和郎绍君伉俪居中，其他国内理论界朋友程征、陈履生、王璜生、王宁宇、林木等人分立其间。我站在大门外右边最外侧，身旁依次是沈揆一和文以诚。他们身后的美国专家是纽约大都会美术馆中国馆的一位负责人，我和郎绍君后来曾受他邀请去协助鉴定一批华人捐献该馆的陆俨少作品。那时水天中已去美西办事，没和我们一起接受邀请。其余是港台学者，我都不认识。

 

图3  2008年5月17日摄于纽约

 

另一幅是18日下午研讨会结束，没有因事先行离去的大部分与会者，在主席台上合影（图4）。水天中和文以诚是终场主持人，分坐在主席台两侧。郎绍君压场发言后坐在中间，他左边是本次活动发起人吴毅先生，右边是筹备委员会与学术组成员程征。吴毅与水天中之间是王宁宇。其他与会者站在后排，我左起第一位是沈揆一，第二位是林木，第五位是美国女学者安雅兰，第七位是王璜生，第八位是陈履生。纽约亚洲协会和北京钓鱼台的两次国际研讨会，是我一生所参加的最为顶级的学术活动，并且都和水天中以及郎绍君两位老友在一起，实在很有缘分，终生无法忘怀。

 

图4  2008年5月18日摄于纽约          

 

研讨会后，组织国内学者旅游。5月19日专程到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博物馆，参观被收藏在那里的中国古代美术珍品。20日前往华盛顿，游览华盛顿纪念碑、国会山、白宫、林肯纪念堂、朝鲜与越南战争纪念碑等观光胜地，以及参观现代美术馆和国家博物馆。可惜前者正在装修，后者恰逢休息日，都吃了闭门羹，只能在馆前各自拍照留念，合影仅有一幅，殊为珍贵（图5）。21日转赴纽约州游览尼亚加拉大瀑布（图6、7）。由于时间安排紧凑，傍晚就从华盛顿出发，须在途中下榻汽车旅馆。我恰好和水天中安排同舍，睡前聊了许久，如今忆起，感叹不已，洪水同源，果然有缘。他此行带着单反变焦相机，从北京候机开始，一路随时随地拍摄风光与人物，十分专业。我有幸同郎绍君、徐改伉俪，在宾大博物馆和华盛顿国会山前被他拍到（图8、9、10），留作访美纪念，非常难得。旅游结束后，水天中飞往美西，我和郎绍君伉俪继续留在纽约参观大都会博物馆和现代美术馆，并受邀到佛蒙特州大学一位美国朋友家做客，彼此才分手告别。

 

 

图5  5月20日摄于华盛顿国家博物馆  

 

图6  5月21日摄于尼亚加拉瀑布公园   

 

  

图7  5月21日摄于尼亚加拉大瀑布    

 

图8 5月19日水天中摄于宾大艺术博物馆    

图9  5月20日水天中摄于华盛顿        

 

 

图10  5月20日水天中摄于华盛顿      

 

 

我作为参展画家和理论家在一起活动，郎绍君较多，水天中较少，与他合影就仅有一幅照片，甚为珍贵，摄于1999年。上海双年展的翌年，就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京城“三大腕”联合组办了一个“世纪之门：1979－1999中国艺术邀请展”，地点设在成都现代艺术馆。展览规模非常宏大，水天中负责油画与版画，郎绍君主持国画和书法，刘骁纯策划装置与综合材料，我以山水拙作参展。12月31日开幕仪式后，我和水天中、贾方舟在欣赏徐虹作品时，由徐虹用我的傻瓜机拍了一张合影（图11），还顺便请她帮我在拙作前也拍了一幅照片留作资料（图12）。

 

图11  1999年12月31日徐虹摄于成都

  

图12 1999年12月31日徐虹摄于成都  

 

 

在与水天中合影的这幅照片中，他带着惯常的儒雅淡定笑容，注视镜头，现在回看起来，已如做梦一般。一切往事，都跟倒映在水天之中的月影似的。它们将在我心灵留下诗一般的闪烁波痕，直到我也跟随其后，从人间消失。水天中长我11岁，郎绍君大7岁，刘骁纯多4岁，都是我的兄长。郎兄近几年被帕金森病所困，和他通电话常常反应不过来，不敢打扰已少联系，所以水兄的仙逝不是他，而是程征兄从西安转告我的。他还告知另有两位老友也病重垂危，很感慨我们这拨人在“改开”时代的初期，就深度投入画坛的学术活动，如今这页历史就要翻过去了。我几年来每和郎绍君联系，都会顺便询问水、刘二位的近况，知道刘骁纯患了一种怪病移居三亚，两年前先走一步了。水兄寿近九秩，避免不了老病缠身，但有能干体贴善解人意的徐虹照料，笃定会走得安祥，那就好。他身后百日，徐虹和老友贾方舟立即筹措出版纪念文集，他的在天之灵，定当欣慰而笑，一如照片中那样。

 

                                                  2024年5月1日于厦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