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协能理直气壮告诉大家的是：鲁奖评奖是公平公正的，理由是近年来对评奖条例、评奖方法、监督程序等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改进，以不断增强评奖的公开透明，这样就“维护和提高评奖的公信力”。

      可是事实结果又是怎样呢？就第六届鲁奖诗歌奖而言，可以说是鲁奖举办以来最糟糕的一次，引起诗界和社会反响最强烈，最不满的一届，主要是周啸天公然获奖（阎安贿选待查）。是的，评奖条例，方法，程序作了“一系列改革和改进”，也实行了投票公布。但为什么结果并没有好起来呢？关键是对文学奖治标不治本。那些操作形式上和条例文字改来改去有什么用呢？不公正的“温床”不搬掉，只换一床被褥，会解决问题吗？（当然，文学奖一旦治了“本”，有些人就会失去很多的利益。）什么是文学奖的“治本”？下面节选转载的师永刚的一篇文章可以看出一些名堂来。

　　

　　追捧者和旁观者

　　

　　每每评奖前后，关于文学奖所引发的恩怨纠葛都会纷纷出现。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大打出手的有，冷嘲热讽的也有，旁观看热闹的也有。

　　

　　师永刚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写作者们对文学奖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态度。体制内的作家往往特别看重这些评奖，因为得奖可以成为资历，可以带来职称的提升、官位的上升、前途的升华，得了奖，就能当上作协主席、副主席，就能有更好的前途。”

　　

　　另一部分则是自由写作者，师永刚说：“自由作家不靠这个升官发财，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会在意大奖落到谁的头上，也不会在意评奖规则的公正与否、合理与否。他们觉得这跟他们没关系，评不评都无所谓，往往冷嘲热讽的居多。”

　　

　　旁观和嘲讽的原因，实际上本身和规则有关系，师永刚说：“我虽然自己也写诗、写小说，但是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评奖。站在个人写作者的角度去看这些体制内的评奖，你会发现一些很明显的问题。第一，评委够资格吗？有些评委就是官员，莫非官越大，文学水平就越高？其二，许许多多揭露评奖恩怨的文章，都在显示评奖的内幕太多，这个说上面打招呼，那个说有什么特殊原因……这些文章并非都是圈外人士写的，也有许多本身就是评委或者参评者写的。这样的评选，还能有什么公正性可言呢。其三，即便是不谈那些暗箱操作、内幕之类的。仅就规则而言，不透明度也太高了，就比如说，评委都不读完所有的作品，还谈什么评选，自然也就不可能摆脱私相授受的嫌疑。”

　　

　　文学奖的问题，并非一家的问题，师永刚说：“目前国内这几个比较大文学奖，都有问题，公正性、公平性、公信力都非常弱。茅盾奖在国内算是影响力最大的文学奖，它都受到这么多的质疑和批评，遑论其他。”

　　

　　清除文坛的雾霾

　　

　　没有人给李白、杜甫评奖，没有人给韩愈、苏轼评奖，但是千年之后，他们的作品依旧天下传诵，师永刚说：“历史会给他们评奖。相比他们，现在的评奖，都是过眼烟云，甚至是雾霾，挡住阳光，让我们呼吸困难，但是却全没分量，风一吹就没了。”

　　

　　因此，怎样清除文学评奖中的雾霾，不仅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个急切的工作，如果不做，后果会是连锁性的，师永刚说：“人们从质疑文学奖开始，然后会质疑文坛，乃至质疑文学。从许许多多的评奖中，我们能够发现中国文坛几十年来的怪现象，而在今天，这些怪现象、假老虎应该破除了。”

　　

　　如何清除文坛雾霾，清除文学奖中的雾霾，师永刚说：“应该慢慢地国际化，学习国际上那些知名的文学奖的做法，比如评委怎么选，规则如何制定等。我们今天一直在努力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文学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依旧奉行原本那一套，而不肯国际化，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走出去。”

　　

　　另外一个就是文学奖和市场的问题，其实这也是利益链条的一部分。师永刚说：“我们的文学奖把利益固化为系统性的制度，比如职称、待遇、官位等。反而对市场视若无睹，那些市场极好的作品，在体制内的文学奖看来一无是处，虽然这几年邀请了几个网络作家，但装点门面的意义显然大于实际。而在国际上，那些好的文学奖，只给作者奖项的荣誉和奖金，其他的一切收益，都来自市场，都是读者们一本书一本书堆起来的。”

　　

　　精简泛滥的文学奖也是一种办法，师永刚说：“文学评奖不宜太多，而我们现在官方的、民间的加起来就太多了。最好只保留一个，变成一种国家性的大奖。文学奖应该保持文学的纯粹性，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和国家行为完全分开，诺贝尔文学奖其实就可以看做一个国家行为，关键在于，它应该有完善的规则去保障文学性。比如说公推有名望的、有公信力评委团，比如说建立公开透明的评选规则等。甚至在今天文学评选的信誉已经差到这样的程度时候，是不是可以学习选秀的方式，让读者也参与到评选之中，把读者的投票也作为评选的依据之一呢？这或许是一种权益之计，我不知道是否有用，但我想，应该做出各种尝试，去建立一个更能让人接受和信服的评选规则。”

　　

　　一以贯之的利益

　　

　　国内文学奖屡受批评的原因，师永刚用一句话表达：“一以贯之的利益驱动。”他说：“几十年来都是如此，文学奖和太多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彻底地摆脱利益，显然不可能，不论中外都是如此，但是太多的和利益勾连，则会让一个文学奖最终失去文学性，也失去人们对于它的信任。

　　

　　师永刚说：“国内诸多文学奖，一直以来都是和作家一生的利益、前途挂钩，余秀华就是最好的例子，余秀华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诗人，当她成名之后，很快就当了作协副主席，实际上，可以说余秀华是‘被副主席’的，但是这至少表明，我们有这样的一整套完整的体系，而这个体系会给个人带来巨大的利益，可能有的人不在乎，但这样的人毕竟不多。所以，这样的利益系统，造成体制内的那些写作者疯狂地追逐，内部人士不断地战斗、争夺，也让外面的人慢慢看到了许多里面的东西，可能只是一鳞半爪，但窥一斑而见全豹，文学奖究竟是什么样子，可想而知。”

　　

　　自由写作者们对文学奖不满，体制内的写作者同样不满，师永刚说：“我们缺少一种让大多数写作者都认可的、都愿意参加的文学奖，这个文学奖不和职称、待遇、前途等挂钩，只和文学相关。”

　　

　　和体制内评奖相对应的，近些年来，民间的评奖风起云涌，但结果却没什么不同。师永刚说：“民间的评奖兴起，最初可能让许多人觉得这会成为文学评价的一个新天地，但结果却让人失望。据我所知，国内民间的文学奖可能有几十上百个，这些文学奖打着公平公正、注重文学性等旗号，但最终仍旧在使用传统评奖的逻辑，请几个作协主席、政府官员来颁奖，就觉得特别高端大气，甚至把奖颁给官员等。最终，这些民间的文学奖变成了小圈子化的评奖，和体制内的评奖相互争斗，又延续着体制内评奖的逻辑和做法。”

　　

　　师永刚，作家，著有《最后的骑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