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的世界里，向军变成了“人与”。这个具有极强辨识度的笔名，在诗歌圈里小有名气。但很少有人能以写诗养活自己，“人与”也不例外。除了写诗，他必须要做一些能够挣钱的事情。

    如今年过４０，写“挣钱的文章”的压力越来越大，这让“人与”逃避进诗歌世界的次数也增多了，甚至“这几年每年写超过１００首诗”。他也因此练就了一项“神功”：瞬间安静下来，进入写诗的状态。

    １月初，“人与”在２０００年创办的民间诗歌年刊《审视》在北京举办了第１４期发布会，这本年刊厚度接近５ｃｍ，收录了一批出生于１９６５年和１９８９年之间的“第四代诗人”的代表作。

    发布会上，瘦小的主编“人与”第一个上台致辞，面对圈中好友占半数的一百多个观众，他手中的一纸讲稿和带着河南口音的致谢词一齐颤抖着，糊成一片。

    雾霾，流离，焦虑

    “在北京的雾霾天，当我看到窗外全是灰蒙蒙的时候，对童年家乡的回忆是唯一能让我内心平静的东西。”“人与”说，这一片纯净的小天地里，有童年时故乡清澈的小溪和茂盛的树林，干净的空气和明媚的阳光。而在他创作的诗歌中，对童年时代故乡山水的怀念也是最常见的题材。

    他一直对人类过多改造自然所造成的损害极其敏感。在一首诗中，他把人类比作“酵母”，写出“人类用融化的冰雪发酵每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人类用大河断流的决心来进行一场空前绝后的建设”的诗句。

    正是这种对“钢筋水泥”构筑的现代“丛林”的厌恶，让２００８年，已北漂５年的他在买房与理想的抉择中选择了后者。他希望用存下的四十多万元为自己“买”来全职创作的自由，但计划迅速失败了，这笔小钱在现实生活的变动下显得太单薄。

    现在回想起来，他遗憾之余，仍旧忍不住对买房这件事进行“诗意”的批判。

    “我们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父母的怀抱为我们提供了最初的居住。作为现代人，我们成年后，不会再居住在树上，而是应该有一个居所。这是人的基本需求，所以这个居所应该有一个合理的价位。”他说。

    ２０１１年，向军和一个英语辅导机构的女教师组成了家庭，两人租住在北京郊区通州的一套小房子里，当妻子上班的时候，向军就在家里写能赚钱的文字，诗人“人与”在他想要偷懒的时候才会被“放出来”，把他从迫于生计所写的文章中带离。

    “这是我的精神支柱。”他形容写诗对于他就像对宗教的依赖，“我不写这些东西，就会感觉生活失去了意义。”

    种子，阳光，童年

    真实世界里的向军是家中的小儿子，他的两个哥哥在家乡县城工作，只有他在北京“搞创作”。他年近８０的父亲是一个农民，从未阻拦自己的小儿子成为一名诗人，相反，还给他提建议：“既然做文学创作，就应该多了解，多看”。

    但和看遍大千世界相比，“人与”更希望一头扎进对自身的探索，了解自己生命的流程。他用来抵御现实纷扰的内心世界异常广阔。

    “人与”把人生比作一颗种子，这颗种子可以成为一棵树，也可以成为一株草，而人生的美好就在于，种子所发出的芽始终朝向从天空洒下的阳光，而除了阳光，天空中还有夜空、繁星、维纳斯和诗意……

    他心中的种子来自童年的故乡。那是大别山区的一个小县城，上世纪９０年代，高中生向军开始写诗，并且将家乡的巨变烙印在了心中。

    “我亲眼看到故乡的面貌变了，我童年生活的山区，树林都被农民开发成了坡地，种上了油菜和小麦，水土流失特别多，而且山上的野鸡野兔都没有了。”但如今只有在梦境中，“人与”才能再次“回”到童年的故乡。

    １９９８年，已成“人与”的向军开始把对家乡变迁带来的思考写进一部叫做《双岸黄源》的书，希望让这个“全人类面临的问题”引发重视。

    “我认为现代人需要接受大自然的教育，大自然是文明的源头，也是人类心灵的背景，如果不顾及孕育我们的大自然母亲，只图发展，那么只会得到空虚的幸福。”他说。

    这部书还没有完成。“人与”给自己预留了未来１０年的时间，他把完成这部书当成了自己的“使命”。

    学者、诗歌评论家王士强丝毫不吝惜表达对“人与”和其他北漂诗人的敬意，他把他们形容成：“一群心中有梦想的人，艰难地抵抗当今物欲的时代，不懈追求有尊严的精神生活。”

    “他们虽然不一定在现实生活中取得多么大的成功，但是他们的存在是有意义的，为生活寻找另外一种可能性。”他说。

    感到疲惫的时候，“人与”时常怀念大学刚毕业时，在郑州的那段生活。那时，７０元钱就可以租到一间房子，一个月总花销不到２００元钱。那时候，他的想法也很简单：“只要能做一点和文学有关的事情就行。”

    ２０００年前后，“人与”和几个同样出生于７０年代的文学青年们想办一个诗报，但后来感到报纸不便保存，所以很快放弃了这个念头。

    他想把诗印在可以放在书架上的书籍中，于是，诞生了让他执着１５年的《审视》诗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