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著作后记之

《<</span>浩然短篇小说选>后记》

    感谢河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热情鼓励，使我有勇气把一堆旧作搬出来，挑挑拣拣，编了这本集子。那时恰逢建国三十年纪念日，为取个“吉利”，就特意选了三十篇。当我对它们进行一番校订，装上封套准备寄给编辑部的时候，心里不由得产生一种“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强烈感觉，仿佛自己打了火车票，就要启程归返故土似的；许多往事的记忆被点燃，烧灼着我的心。

    河北省是我的出生地，是我的故乡。特别是从巍巍的盘山到滔滔的蓟运河之间的那块喷香冒油的土地，给我的肉体和灵魂打下了永生不可泯灭的深深烙印。我在那块土地上受到民间文学和地方戏曲（评剧、皮影戏、大鼓书等）的熏陶，使我从小就爱上了艺术。我在那块土地上娶妻生子、投入革命、参加共产党：走上一条有意义的人生之途。那儿的党组织和父老乡亲们支持我拿起笔写作，他们的美好感情、崇高品德、火热的革命实践生活，又激发起我的写作热情。我平生的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稿，就刊在一九五年的一期《河北青年报》上。接着，当时的《河北文艺》、《河北农村》、《河北民兵》等报刊，经常发表我写的一些幼稚粗俗的诗歌、故事、小戏和大鼓词。特别是一九五四年春天，《河北日报》副刊先后在显著的版面上发表了我的习作小说《探望》和《两千块新砖》，立刻受到报社领导重视，把我调到驻通县专区记者站，接着又当驻社记者。这样，为我开阔了生活视野，有机会接触一些文学内行人，得到文化补课和练笔的较为充裕时间，使写作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一九五六年开春，我在保定后卫街六号租下一间约有四、五平方米面积的小小民房。那房子因是倒座，不仅阴暗，还特别潮湿；没有电，点煤油灯照明；没有写字台，买了一张廉价的小炕桌，盘腿坐在床板上写。那个春夏之际，我一鼓作气，草拟出排在本选集最前边的那几篇小说，如《喜鹊登枝》、《新媳妇》、《一匹瘦红马》和《老来红》。

    在我练笔的过程中，尽管也出现过某种不愉快的事情，但其主要的则是许多同志给了我精神支持和具体帮助。我把这些铭刻在心，永远不忘。正如第一本集子的“后记”所说：“当我对写作发生兴趣时，我的领导和周围的同志，给了我难以用数字计算、用语言形容的关怀和帮助。我有了进步，他们鼓励我，我有了困难，他们支持我，我有了缺点，他们批评我：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里生长起来，而今还在这里生长着。”现在看看自己说过的这几句话，依然感到加倍的真切：“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呀！

    以后我被调到北京工作，这个“地利”，给我带来了“天时”和“人和”的优越条件。北京郊区跟河北省的五、六个地区接壤，距离我的老家比在保定近了三分之二的路程；许多河北省的老领导、老同志都先于我或后于我升迁到首都或郊区县任职，来往方便，继续得到他们更直接、更具体的支持和帮助。我自己觉得在这块地方生活“如鱼得水”，同行们羡慕我因土生土长而“得天独厚”。二十几年来，我珍惜这个有利条件，使用这个有利条件。同时，我一直保持同河北的一些老同志的友谊和来往，常到河北省的一些地区访问，常用在河北省生活积累的素材进行创作：我的身，我的心，一直没有跟故乡分离过。这种不分离的亲密关系，除了对写作事业的促进作用，那么在其它方面（即每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要想立足而不可缺欠的方面），给予我多少优惠，怎能“用数字计算、用语言形容”呢？每个从过去挣扎过来的人，只要想一想中国文学界三十年的风风雨雨，再想想我这个只懂埋头学写而缺乏生存能力的弱小者，都会得出结论。用极简单的一句话说：如果没有老领导、老同志、老朋友和农村的老房东的信任、关心、指点、鼓劲和支援，我的艺术生命早就呜呼哀哉了！

    这本书从开卷第一篇《喜鹊登枝》到末尾的《春雪》，是整整二十年的作品选集。它们所表现的内容，全部是农村的新生活。我是从农民中出来的，至今还没有忘记他们。在跟他们共同工作和劳动的过程中，把所见所闻并受了感动的人与事写下来；尽管艺术处理得粗糙，生活挖掘得浅薄，但它们是真实生活情景的写照，非属凭空捏造的谎言。因而，我对这些旧作不仅怀有感情，同时也有信心。我并不是拿这个理由当藉口，来减轻自己的惭愧之情。是的，已经“白了少年头”的我，确实应当写得多一些、好一些，不该把这么轻的礼物捧献给自己的故乡。

    幸而我还不算很老，还有弥补缺欠的机会。在以后的岁月里，我要跟农民站得更近些，要对他们体贴得更深些，终生为他们歌唱，替他们说话，给他们当个忠实、称职的记录员——用这个实际行动，来报答乡亲父老对我的养育之恩。

    最后，让我感谢翟向东同志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给选集作了“序”。他是我二十六年前的老领导，一直在关怀我，近几年更是不断地给我加油。我当照他在序言里所希望的那样生活下去和写作下去。

                                  一九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于通州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