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长篇小说连载之《金光大道》
第四部
(22)
小算盘看出这场交易没有熟透,就再加一把火:“嗨,这可有啥拿不定主意的!该多少钱,你们给她多少钱,哪儿买不是个买呀。猪头上又没有刻着谁家的字号,经过谁的手,煮烂了,也是一样的香。你们可怕个啥呀?”
紫茄子从心里乐。她想:活该成功,来个没用请的帮手。于是,她急忙接着小算盘的话音说:“是呀,又不是我们来给你们送礼。让我们送,我们有这份心,也不敢。你们挨了领导的怪罪,好受吗?”
邓久宽一转身,对郑素芝说:“马上给她钱,一分也别少!”
郑素芝急忙打开柜子,取出包着人民币的小包包。
紫茄子偷偷地朝那个噘着嘴巴、绷着脸的邓久宽瞥一眼,差点儿笑出声来。
小算盘把屁股往炕沿上一靠,轻松地透了一口气。他觉得,今天的事儿,办得真漂亮,大伙儿全都心满意足了。
八
死灰复燃
春节前夕的芳草地,既没有枪声炮响,也没有饥饿的哭嚎,更没有歌剧《白毛女》里的那个逼门讨债的黄世仁。这儿的境况,本应该乐乐呵呵,一片太平。恰恰相反,人类的社会生活,并不是由单调的太平景象所组成;它那万端的变化,在变化中移动着步伐,更不是拿着“太平”这个东西当做推动力。无时不有,无处不有的,纷纷纭纭的矛盾和斗争,才是生活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它的滚滚车轮。不满二百户人家的芳草地,光是这不到一天的时间里,这儿,那儿,旮旮旯旯的地方,发生了或是正在发生着多少起矛盾和斗争呀!
冷清了一年多的张家小院里,同样地正在闹着矛盾。
张金发从外边转回来,缩着脖子、蜷着身子,蹲在炕上;嘴上叼着烟袋,冷得麻木的手,笨拙地拿着火筷子,在火盆里拨拉着。
两手沾着面粉的陈秀花,一只手撩着门帘子,一只手抓着短围裙,后背半倚着门框,一只脚跐着门槛子,正横眉立目地跟张金发吵嚷:“都是灰了,连点火星儿也没有,瞎扒拉个啥劲儿!”
张金发挺扫兴地扔下火筷子,看女人一眼。
陈秀花把手里攥着的一个火柴盒,朝张金发一扔,继续吵嚷:“你不老老实实地在家里蹲着,跑到外边,一摇达就摇达半天,你干什么去了?”
张金发把屁股放在炕上,一边划火点烟,一边说:“没告诉你,我去开会吗?”
“开会?你算赶哪一辆车的?”
“社里让我管管卫生。上边通知,一个社去一个人开会,我能不去?”
“没有你就塌天了?有那工夫,你帮我喂喂猪,替我扫扫院子多好。你不干!”
“这种事也得等我?”
“你咋的?你是高官贵人?一村之长的袍子,让人家给扒了;溜光堂亮的党员牌子,让人家给摘了!你不就剩下个光着屁股的你吗?”
“唉,说这号话有啥用处。”
“我不说憋得慌!”
张金发赌气地把没有抽着的烟,发狠地磕打了;两手用力一按炕板儿,屁股往里一擦,正好退到被垛跟前,顺势往上一靠,闭起两只暗淡无光的眼睛。
这个张金发,跟他一条线拴过的那个冯少怀相比,完全是两副样子。前年,也就是一九五三年的秋后,粮食问题的暴露,
范克明大现原形,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政治运动,像是从北口外吹到这儿的急风暴雨般的压顶而来,把他这个曾在天门区显赫一时的有名人物,一下子打闷了。在刚开始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他是咬紧牙关,不想低头认罪的。他想硬顶硬抗过去,保住自己的牌子。可是,当时的阵势对他很不利,不光村里那几个对手,咬住他不撒嘴,就连区里的几个领导,都不肯对他放放手。等到运动发展到紧要关头,他被逼不过,没有知罪,也得认罪。连党籍都没有了,他还仍然抱着饶幸心理。按着他的经验,每一次运动都是先紧后松,对有问题的人的处理,都是先严后宽;说不定,上边会有个“纠偏”的指示精神下来,一下子就可以把他的一切罪过都勾销。这样的信息,四面八方的风都没有吹过来。天门区的形势,特别是芳草地的形势,变化得是那么猛、那么快。这种变化的结果,跟他想象的、希望的,完全拧着劲头、两个样子。农业社没有一个垮台,又成立了一大批新的;统购统销没有造成混乱,第二年推行得更加顺利;高大泉没有跌跟斗,反而又晋升一级,参加了县人民代表大会,还选上了副乡长;那些曾经跟着张金发跑的人,都跟着背了黑锅、挨了整。这些人,让高大泉嘀咕得变了心,不仅没有怀恨高大泉,反而一个跟一个地都贴靠到高大泉的身上去了……这一切,使得张金发的幻想如同盛在锅里、又放到炉子上的冰块,被溶化掉了。四周的火越旺,它就溶化得更快,到这会儿,快成了一锅白水了。在这漫长的日子里,张金发不止一次睡不着觉,在被窝里翻身、叹气,把他那半生的岁月,都细细地折腾一遍。特别是土改以后这几年,他就像一张烙饼似的,来回翻了没数的个儿,简直没有一丁点儿顺心和安生的日子。解放大军进北京,土地改革闹翻身,他突然间变成了积极分子,接着成了共产党员,最后又成了“一村之长”。他这样轻易的,又是意外的“名利双收”,促使他的心思更高了,抱负更大了,妄想“趁水和泥”,一下子就蹿到顶尖上去,变成一个比当年歪嘴子还阔气的大财主!可惜,一个高大泉,一个农业合作社,再一次逼着他连续翻跟斗、转弯子。这几年,他的心思没少用,劲头没少使,翻来转去,把党籍丢了,把村长的牌子摘了,从“人上人”,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曾经管辖过上千口子的村长,一转眼就变成了连小组长都不能支使的社员。曾经在天门区各种场面大摇大摆的头面人,成了罪人;曾经仓满囤流、兜里塞满票子、眼看着要生发起来的富人,突然间变成一个得拿着口袋到农业社,分那么一点儿粮食过日子的“穷人”。最让张金发不能忍受的是人心大变:过去跟他亲亲密密的人,躲得远远的了;过去想尽办法巴结他的人,这会儿又把笑脸送到最恨张金发那一伙人面前去了;过去对他言听计从、一呼百应的人,这会儿,可以指责张金发,可以嘲弄张金发,可以欺负张金发……就连跟自己最情投意和的媳妇陈秀花,也跟他变了脸,翻了脸,动不动就发脾气,像呲哒一个小狗子。区卫生所的所长,跟张金发本是老熟人,到乡下开展卫生运动,想拉扯张金发一把。他亲自找“新生”社头目周士勤做工作,给张金发安排一个卫生委员的差事。职位不在大小,人家念旧情,讲义气,张金发理会到这种心意,不能够驳人家面子,不能够白费人家的好心。挂了这么个名字,一年就开这么一个会,连来带去才半天,陈秀花就不答应了。他回到家,一不问冷,二不问饿,开口就吵。这样不死不活地受气日子,可让张金发怎么过下去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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