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有关创作杂文之

《我是怎样迈进文学门口的》

（1）

一

    我与文学不应该有任何缘份，尤其不可能以文学为职业。

    旧中国是贫穷落后的，旧中国的农民最穷最落后。父母被贫困这个魔鬼从农村给赶到煤矿，我降生在一个大粪场子的窝棚里。父母都是文盲，亲朋也少有识字的；我在入学之前，几乎没见过一本书——我家连年历都不买。我时时刻刻闻着大粪气味、热汗气味和煮野菜的气味，无处接受那种高雅的文学熏陶。

    应当庆幸的是，我在幼年时期，不知不觉中从民间文艺的泥土里吸取一些营养，才使意识领域里获得星点的“艺术细胞”。先是被母亲讲述的神鬼妖狐、善恶报应的故事传说迷住了，继而因搬进穷人聚居的街上，跟穷唱戏的为邻，他们的孩子常带我钻进戏园子里去，又被地方戏曲所吸引。父亲死后，母亲把我带到蓟县农村的舅父家，每年春天能去邦均镇逛两次庙会，秋后能去邻村瞧几夜驴皮影，这都给我不小的影响。在煤矿我念过三年小学，迁到农村上了半年私塾，识了些字；在寂寞难熬的时候，就把左邻右舍妇女们夹花样、丝线用的旧书借来，津津有味地阅读，得到很多益处。……

    母亲一死，我这孤儿就顶门立户地过起庄稼日子，天经地义地得当一辈子农民。尽管我是个极富幻想的农村少年，但是生存在偏僻山村的环境中，连报纸都不曾见过，更不知道社会上还有一伙专事写文著书者，所以也只能幻想发财、或是到唐山瓷器厂学个画匠，做梦也梦不到将来搞文学、当作家。

    革命的风暴，把我卷进解放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队伍里。一九四九年《河北青年报》创刊，每个青年团干部都被派为通讯员，这使我第一次知道：我们农民和农村干部，也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和自己想说的话写成文章，登在报纸上给别人看。于是我便小孩子学步那样，绊绊磕磕地写起小消息和小通讯来。第二年，我到蓟运河边的七区工作，主要任务是生产救灾。为了宣传、发动群众，区委领导让我编个小戏。我憋了两天，开了一个“夜车”，终于编写出来，戏名叫《姑嫂拾棉花》。没有女角，我就扮演戏里的小姑子，登上在集市中心搭的台子，敲锣打鼓地演唱起来。我亲眼看到群众对我们表演的热情欢迎和收到的宣传效果，就长了精神有了瘾，又一连气主动地写了好几个小戏。这时候的写作动机尽管一半出于任务观点，一半出于个人的兴趣，但我毕竟大胆地尝试了文艺创作，爱上了写作活动。

    冀东这块地方遭受多年的战争蹂躏和洪水冲淹，土地赤条条的，极少见到树木。政府号召绿化，却因大部分农民眼光短浅，不愿干这种不能马上得到利益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个区光有号召，而没有行动，各级搞领导工作的同志都挺着急。有一天我从乡下回区公所，突然瞧见镇子外的大坑边沿新栽上一片小树，心里特别高兴；跑到镇公所一打听，才知是妇女主任带领几个妇女积极分子刚栽上的。我觉得这是具有新思想的新人做出的新事儿，应当表扬，连夜赶写了一篇通讯。不久这篇稿子发表了，立刻轰动了全区。因为这是这地方的名字头一次“上了报纸”。镇子的领导召开群众大会，宣读那篇通讯，鼓动人们都向几位植树的妇女看齐。一散会，青年团、民兵队，还有农会、商会全都陆续行动起来，抢着在公共的空地上植树造林。周围村庄的干部，也用那篇报道发动群众：“咱们也干出点成绩来，让浩然给咱们来上一篇，扬扬名！”一篇小小的文章，对群众起到这么大的鼓舞作用，对革命工作起到如此明显的推动作用，这使我惊喜异常，不仅在当时给写作劲头加了油，而且深深地印记在我的脑海，思索了许多不曾思索过的问题，觉得笔杆子真重要，真应当学会掌握它。第二年春天，我在保定省团校学习，我第一次读到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我的实际感受提到新的理论认识的高度：文学，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这是多么庄严伟大的事业，我要拿起这个武器，干好这个事业。由此开始，我有了个人的具体理想：争取当个作家。我把一切时间都利用起来，写诗歌，写故事，亲自抄录在乡间的黑板报上，或者爬到大树上的广播台上，用土广播给群众朗诵；以后又练习写小说。

    这是我投奔文学之门的第一步，一个农民的后代，“半文盲”的基层干部大胆地拿起笔来。惟其有了这一步，才可能有以后的两步、三步，直到今天。

    建国初期，即五十年代，各条战线成长起一大批文学青年，如今已经成为我国文学创作队伍的主力。我和他们有个鲜明的共同点，即不是单纯为了成名成家而搞文学的。我们首先看到文学的社会作用，而爱上这个事业；我们把文学作为革命手段，而决心跨进它的大门，成为它的主人。这是他们一直保持着不衰败的勇气和信心，走过三十年艰辛路程的前进方向盘和力量源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