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有关创作杂文之

《我的“处女作”诞生经过》

（3）

     第一、新婚姻法关系着每个家庭的每个成员，并非只给青年男女带来利益，它应当受到大多数人拥护。婚姻法颁布以后，是不是所有老年人都反对？都想把女儿当商品来卖钱？

    第二、新婚姻法反对买卖和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由，但这是否意味着不准许父母过问？不需要父母按照新婚姻法的精神，帮助儿女处理好婚姻大事？

    我在区里工作多年，当新闻记者以后同样久住农村，亲自处理过无数起婚姻事件，耳闻目睹的更不少。新婚姻法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人民拥护新婚姻法，自由结合的新夫妻，比经过跟父母斗争，甚至打官司告状才得以成婚的青年男女要多的多，而且越来越多。他们能够自由结合，就证明他们的父母起码没有反对新婚姻法，应当说大多数父母是拥护新婚姻法，支持儿女婚姻自由的。革命的文学作者，应该从积极方面歌颂这样的父母，张正气，树新风。这样，不仅能起到正面的宣传教育作用，尤其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和人的精神面貌。

    于是，经过一番艺术概括和提炼，我写了《喜鹊登枝》，而且写成功了。它的成功关键在于：冲破了当时被众人，包括我自己写滥了的公式框框，从新的角度表现了普通的题材，出了“新”。

    “新”跟“深”有密切关系。在当时来说，我以为《喜鹊登枝》超出了反映婚姻问题的范畴，在表现新中国农民的精神面貌方面，既是新鲜的，也有一定的深度。

四

    小说写出以后，我是非常高兴的。从获得素材，到提炼、概括的构思过程，我都认为它比我以往写的任何一篇小说“废品”都好，是我在文学创作学习路上的一个进步。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它是在保定市后卫街一间不足五平方米的倒座的小屋里，几经易稿写成的。

    我亲手交给一位虽跟我年龄相仿佛，却已经被人称为作家的同志。我希望他帮我看看，推荐给一个文艺月刊编辑部。

    我眼巴巴地等了一个月，音讯皆无。寻找那位作家，他已远游他乡；几番打电话给编辑部，才有一位肯“认帐”的同志，回答说：“见到了，看过，立刻就退给你了……”

    我一听这话，真是“脑大如斗”。因为我没想到这小说又被宣告失败；尤其没有底稿，“退”寄丢失，那可就“坑死人”了！于是我亲自跑到从未登过门的编辑部，哀求再给找找。

    “早就退回去了，只能到你们《河北日报》的收发室找。”编辑同志这样冷漠地说。

    “我找过，他们没收到。”我十分诚恳地回答。

    “那没办法。”

    “我连底稿都没有……”

    “有底稿也不行。不真实……”

    我急了眼。一个农民脾气的人被逼急了，丢开他的怯懦外表，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我在那位编辑的怒视之下，亲自动手翻找起来：先在大堆落满灰尘的稿子里找，后来拉开那位他乡远游的作家的抽屉找——拉到第三个抽屉的时候，我的眼睛一亮，找到了我亲笔写的信封，鼓鼓的；接着我的眼睛发潮，我那装着《喜鹊登枝》原稿的、被贴得严严的信封，从来没被那位作家和编辑拆开过！

    我是农民。我有农民的自尊，也有农民的自信。我拂袖而出，在那信封背面改成《北京文艺》四个字，便投进信筒，把它连同我所怀的希望和所寻求的公平，一同寄往首都。

    大约不足十天以后，我接到《北京文艺》编辑部的回信。信上说：“……小说读过，觉得很新颖，很有生活气息，我们留下，准备发表……”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份，小说《喜鹊登枝》，我的“处女作”问世了。于是乎，一个祖祖辈辈都是文盲的农民后代，才有力气在文学这曲折不平的长途上，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

                         1983年8月9日草于烟台

发表在《丑小鸭》1984年第1期。收入《答初学写小说的青年》。编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11月《浩然研究专集》（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