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有关创作杂文之

《他在不断地自我超越》

（2）

通读了星竹十年间的全部小说作品，我们清晰地看到，自从他踏上文学之路，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求索和超越的脚步。足以令人惊喜的是，星竹的跨步明显而迅速。一九八一年合肥的《希望》月刊上发表他的处女作《回娘家》到一九八三年内蒙《鹿鸣》发表的《三婶上县》，这期间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都是歌颂“好人好事”的，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都是传统的、通俗的、明快的。对一个初学乍练的、不是在农村环境里长大而写农村生活的星竹来说，那些作品所标记着的“创作起点”，公正地讲，不能算低。当然我们也看出，这些初登文坛的习作，既带着作者的稚气，也显出他写得很认真，又很吃力。这种“吃力”，不完全是由于初学乍练而缺少经验所致。我以为最实际的原因在于我们五六十年代文学创作方面的那种传统框架对他的束缚，他对这种束缚自觉和不自觉地接受。从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来看，接受这种束缚，在八十年代初期的农村作者中间很是普遍，要抖落开这种束缚，犹如翻过“雪山草地”那么艰难。我们见过很多文学青年因为翻不过而败下阵去。我们自己也在这样的路途上跋涉了许久，甚至今天仍在那里徘徊。败下阵去和久久徘徊不前的原因很多而且各异，但有一条根本性的原由普遍存在，即缺少自我认识的精明、自我否定的勇气和自我跨越的魄力。

星竹倒是有这样的精明、勇气和魄力。我们先听其言——他说：“我安详地创作了四五年。作品的本身变化不大，只是想着能发表就行。人生是片断，是由一个又一个片断所组成。每个片断的内容，都有新的需求与变故，有一些新自我的产生。四五年过去，在我三十岁左右的时候，我对艺术，对生活的感觉与以前有了很大的区别。再也不拘泥于那个小小的创作圈子。甚至简单地希望把以往的一切都抛开。不再喜欢自己所用惯的，所熟知的那些东西。希望一切是一块新天地。这种轻率的否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带有盲目性的，暗含着一种牺牲。”

这席话的本身，就显示了星竹与众不同的“精神”，而明知“含着一种牺牲”，为了让“新自我的产生”，从而闯出“一块新天地”，也要“抛开”那些“用惯的”和“熟知”的东西。这是何等的勇气和魄力。耍笔杆子，立志在文学这条艰难路上拼搏进取的文学迷恋者们，多么需要有这样的精明和精神呀！

听了星竹的“言”，再观星竹的“行”——读读他的作品，看看他的艺术实践，我们更清楚了他自我超越的程度和速度，不能不为之折服。最能证明他自我超越精神的是一九八七年。这一年他发表了《癞花村的变迁》、《神叉》、《云天下》、《好汉》、《神枪》、《前线回来的超人》等令人亮眼的好作品。这些作品应该视为星竹突破自己记录的高栏跨越。我们如果把这些新作，跟不算久远的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四年所发的《三婶上县》、《丑妹子》、《一篇奇巧的小说》、《赌气》、《在这个地方》等篇作一番对照比较，不难看出，无论在生活题材的开拓上，或是在思想内涵的深挖上，以至在表现手法创新和多样化上，都显出了鲜明的层次。如果说，《三婶上县》等篇的创作是不遮不掩地在传统框架的舞台上耍把戏，那么，《癞花村的变迁》等篇则是摆脱了羁绊，无拘无束地在旷野大地上纵横驰骋，实在是星竹艺术趋向成熟的一个势头。《三婶上县》已经从原始的“真人真事”写作方法的基础上进了一步，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艺术构思和概括，到了《癞花村的变迁》，则把人与事更加典型化地提高，无论从内容方面看，还是从形式方面衡量，都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两篇小说表现的都是农村土地承包到户之后给农村带来的新问题和这新问题对人们的冲击与人们心态的变化。但前者是实打实地写，写得直露、单薄。后者变为以那土地上野生的癞花为象征虚写，以虚带实。经过作者精心地设计，巧妙地造成一种艺术化的自然环境，一片艺术化的生活氛围，让同样艺术化了的人物形象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里有声有色地表演着作者编排的戏。巧妙地使实的变为虚的，把虚的又变为实的，收到了那种“实打实”的作品难以收到的艺术效果。全篇万言，有名无姓的人物只有父子两个，读者竟感到气势庞大，整个村子的男女老少，连带乡政府，以及乡村以外的一些人都在动，读来揪心牵魂，且留给人一片深深的思索。以直露手法写成的《三婶上县》绝不会产生如此效应。以前的《丑妹子》、《一篇奇巧的小说》和以后的《神枪》、《好汉》都是着意刻画塑造人物形象的。前者对人物的面貌、身世，以及性格的来龙去脉一律工笔彩绘，但是却不如《神枪》那种跳跃地粗线地勾勒和《好汉》那种片断地泼墨写意来得生动感人，那样惊心动魄，那样升华人的灵魂。我们从这里不仅看到星竹的不断自我超越，也看到相随着的艺术才华努力而尽兴地发挥。

我们对星竹在短短十年内几度自我超越而欣喜（我是由衷地、格外地欣喜），同时也许是杞人忧天般地又为星竹未来能否再继续不断地超越自己而担心。这种担心也不是没有根据的。星竹毕竟还年轻，毕竟还稚嫩，包括他的人和他的艺术这两方面。他的创作生涯刚刚开始，未来的路子还长得很。艺术境界的高处并没有峰岭的顶巅，写下去就是要攀缘下去；攀登就意味着不断地自我超越。星竹有才，但他根基不深。不是没有停顿的可能，也不是没有败下阵去的可能。在文学拼搏的战场上，成长一个胜利者相当难，常胜者就更难。然而逃兵败将则是很容易出现的。我们聊可安慰的是，星竹至今仍然还清醒。他说：“时至今日，我想到艺术的追求与创作，终归还是要以民族的根基为出发点……我总想静下心来，调整自己。使作品有所改变，成为一个新的样子……文学创作的道路，对我还很长。我希望在今后的岁月中，写出一些让读者较为满意的作品……”

清醒，是一个作家艺术生命的眼睛。有了这样的眼睛，能够看明白社会的大世界，也能够看明白本身的小世界，使自己的路走得更精明、更勇敢、更有魄力。我想，为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我们除了对星竹信任，对他祝愿之外，还应该给他，以及一些年轻的作者多一点切实有效的扶植和帮助。

                           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九日通州镇

发表于《北京文学》1991年第7期。收入《泥土巢写作散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