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五十）

 《红旗》

（3）

 在编辑部的日常工作中，父亲还参加了诸多的讨论会，除了讨论作者的稿子外，还有对《红旗》“社论”提纲、草稿的讨论、对哲学的学术讨论、苏共二十二大问题的讨论等。

父亲还按照杂志领导的布置，为他人写作反修文章查材料，并参与了修改。尽管父亲对这种“政治”文章显得有些无能为力，但参与到其中，也是一种学习和提高的过程。

这些学习和活动，使父亲在有意无意间，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学艺术修养都获得很大提升，受益匪浅。

《红旗》杂志的领导也给予了父亲很多实际的帮助。

1963年9月13日晚上，文艺组组长徐荇与父亲谈心。在谈心的过程中，他对父亲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意见，对父亲很有启发，其中几条印象最深：

1、急于求名，对这个问题觉悟不够。

2、有感受能力，但缺乏批判能力。

3、防止轻扬浮躁。

4、在创作上，要走一条踏实的道路，不要走飘浮的路子。要学习政治理论，不是影响而是促进创作。

5、对自己的创作要严肃，把才华集中起来，不要分散。

父亲将这些话牢牢记在了心里。

1964年3月21日下午，做为《红旗》副主编的邓力群与父亲谈话。让父亲十分意外的是，邓力群开口就答应他离开《红旗》，而且是在长篇小说改完之后。那天，邓力群与父亲说了许多发自内心的话，这些话打动了父亲，也让他具体地感到组织上的关怀，如同家长对自己的孩子一般的关怀。在谈话中，邓力群要父亲别忘了根本，不是党，不是这个社会制度，就没有今天，顶多是放牛娃；要时刻警惕，不要像某某某那样变化，犯下大错误；写东西时，要再三检验，要想到用什么思想影响了读者；要珍惜“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要把老实，思想问题敢于暴露，而不隐藏的品质保持下去；要把长篇写好……父亲把这些话都铭记在心上，而且这些话也一定对以后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红旗》工作期间，在父亲的艰苦努力下，他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

1962年12月26日，浩然来到西山八大处的作家休养所，开始完成他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1963年1月9日，长篇小说《艳阳天》第一卷的起草工作完毕，共计33章，15万字。父亲又继续奋战到这年的4月5日，正式脱出第一稿，比上一稿减少了三章，但字数却翻了倍，约38万字。

当父亲把誊写清楚的稿件送到作家出版社的时候，却似乎没有受到编辑应有的重视，被堆放在一旁，先是被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人从编辑部的来稿堆里翻出借去阅览；后又在未通知父亲的情况下，于夏末秋初之际，交给《收获》杂志社来京组稿的叶以群，并带到千里之外的上海。

《收获》杂志社对这部书稿倒是十分重视，刊物负责人之一的叶以群阅读后，当即决定用这部小说替换下原定在《收获》复刊号上刊发的长篇小说。即将复刊的《收获》容量只有26万字，版面上除了中、短篇小说等内容外，只能发表12万字以内的长篇。为了能全文刊登，编辑部原想增加刊物容量，但此时邮局已经开始了订阅工作，无法进行变更；于是找到父亲，希望他做一些删改。大幅删节自己心血的结晶，父亲有些于心不忍，同时担忧这样处理后，会影响到小说的质量。因此，他感到很为难，几次想打退堂鼓。一方面《收获》十分热心，一定要刊发；一方面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断然拒绝，父亲只得利用在上海与海燕电影制片厂商讨修改电影剧本《朝霞红似火》的间隙，对手稿做了削足适履式的修改，将正面人物爱情方面的线索全部删除，除三两个主要人物外，其他人物的来龙去脉也做了删除。父亲十分担心，如此发表出去，很可能会大大败坏读者的胃口。《收获》杂志1964年第一期，刊登了经过删节的《艳阳天》第一卷。

叶圣陶看到杂志社寄赠的《收获》后，对刊登在上面的《艳阳天》深为喜爱，甚至达到“喜不能禁”的程度，立即给父亲写来信表示祝贺。叶圣陶老人的热情鼓励，使父亲感动之极。

当然，《艳阳天》在《收获》杂志上刊登后，在普通读者身上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不知是否因为《收获》一复刊就推出了《艳阳天》，并在读者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同时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任彦芳等人看过《艳阳天》手稿后，也对其赞不绝口，作家出版社开始对《艳阳天》重视起来，并主动与父亲联系，加快了编辑出版工作的进程。此时距父亲将小说手稿交给出版社已过去了近一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