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五十）

 《红旗》

（1）

 父亲曾于1961年8月28日至1964年9月18日在《红旗》杂志社工作过3年。在《红旗》工作的这3个年头里，我想父亲应当有三个主要收获：一是结识了当时文艺界几乎所有的“名人”，通过与这些“名人”的交往，提高了自己的艺术水平；二是《红旗》杂志社的特殊性，自觉不自觉的政治理论学习和耳濡目染，提高了自己的理论和政策水平；三是创作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

父亲能调到《红旗》任文艺组编辑，应当说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

1960年4月，父亲跟随中苏友好协会的下放干部队伍，来到山东省昌乐县东村下放劳动。本来预定的下放时间是一年，但刚刚过了8个月，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因中苏关系恶化，父亲所在的单位《俄文友好报》要停办解散，故而提前结束了下放劳动。

回到北京的父亲为自己今后的去向有些焦虑，许多好友也为他着急，给他出主意、想办法，希望他能到一个有利于写作的单位。经过权衡，父亲决定调到北京市文联，去从事专业创作。

为了把父亲从中央单位调到北京市，市委文教部长韦明亲自出马，直接同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致祥谈过，也与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党组成员周而复谈过；如若不行，他还要直接找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的林默涵。尽管表面看起来一切都进展顺利，但父亲还是收到被调往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搞秘书性工作的通知。尽管父亲当时对此提出了自己意见，但仍服从了组织的分配。

父亲来到对外文委干部处报到，刘姓处长告诉他是给副主任朱光当秘书，并条条是道地做了一番说服工作，让父亲难于开口拒绝，到最后只得声明说：作为一个党员要服从党的需要，但希望党考虑我的各方面条件，应给予适当照顾。与刘处长谈过话之后，父亲又去见了朱光。朱光对父亲说，因为他懂得文学，所以需要他帮助自己写革命回忆录，另外承担其他一些工作。当着朱光的面，父亲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父亲给朱光当了秘书。这个工作对于父亲来说，实在是难于适应，整日里电话不断，或是外出陪同朱光参加一些外事活动，特别是某些事务性的工作，有时让他很是“狼狈”。父亲只能把这当做考验，也当做是锻炼，但内心深处仍抱着一线调入北京市文联的希望。

大约过了两个半月后的4月11日下午，朱光来到父亲的办公室，将一份干部处写的报告交给他。这份报告的大致内容是：原来中宣部文艺处要调父亲去，后来因北京市委需要，决定同意调入北京市；不知何故，《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胡绳又提出一定要调父亲到《红旗》编辑部去。因张致祥在这份报告上已批同意，朱光先批了“遵守上级意见。”后又改成：“让中宣部手下留情，把浩然留在文委……”朱光对父亲极力挽留，希望他留在对外文委。父亲自己这时也拿不定主意，不知到底去哪里好，只有听候组织分配了。

后来父亲了解到，《红旗》那时打算改版，除了发表一些理论性的文章外，也发表一些文学作品，因此急需一个作家能到那里去充当文艺编辑。

为了能讨到一个实底，7月5日这天，父亲来到《红旗》杂志社，杜晓彬接待了他。因没有查找到杜晓彬的相关资料，不知其在《红旗》担任什么职务，但不是一般的工作人员这一点是肯定的。

杜晓彬告诉父亲说：这次调你到《红旗》来，也不是要你改行，领导这一点还是明确的。你对文学有兴趣，这方面又有前途，领导要照顾，让你在文艺组工作，多让你下乡。写了东西我们不能用，可以拿到其他刊物发表，这不必有顾虑，培养作家，在文联是一方面，在理论杂志也可以是一条腿。

听完了这些话，父亲心里踏实多了，当时就答应同意调来。

7月19日下午，父亲再次来到《红旗》杂志社，党委书记、副秘书长吴介民向他介绍了来到《红旗》后的工作。这一天，父亲认识了文艺组的两个组长：徐荇和郑公盾。

第二天下午，父亲到《红旗》开座谈会，由徐荇介绍文艺组的工作安排。副总编辑邓力群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因他有会，中途停止了会议，晚上继续进行，一直开到了深夜。

表面上看来，父亲调到《红旗》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但北京市委仍在继续努力着。7月26日上午，父亲应约来到新侨饭店，会见北京市委的另一位领导曾平。曾平告诉父亲，周扬已原则同意他搞专业创作，并让他当场写一份申请，再由市文教部附文，递呈周扬，由周扬同《红旗》联系。

中午从新侨饭店回来，父亲的心情不仅没有觉得轻松，反而显得更加沉重，不知在未来的几天里将会怎样决定自己的命运。下午父亲到《红旗》开会，听陈伯达谈“编辑学习”。陈伯达在讲话中说道：要搞好编辑，又要学习好；教育者，先受教育，要作为一生的行动纲领。每个人都要受基本训练，只有经过痛苦的学习，才能有所成就……由于他是福建口音，十有之八听不懂，尽管如此，父亲也感到受益匪浅。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