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四十九）

 读者

（1）

 1982年7月3日，长春《新苑》编辑部的赵宝康、文牧到京郊通县看望父亲。临告辞的时候，赵宝康请父亲在他的本上写几个字，父亲提笔写上：“作家不忘记自己的读者，读者才不会忘记自己的作家。我的最美好愿望是：活着能经常跟我的读者见面谈心；死后留下一本他们爱看的小说！”这段话看似是随手而写，实际却并非如此，这种思想认识在父亲的心中早已形成，他早已把读者当做自己最真诚、最可信赖的朋友；父亲始终没有忘记过他的读者朋友们。

父亲所创作的文学作品，都有鲜明的主题思想，都是赞颂真、善、美，抨击假、恶、丑，弘扬正气，激发广大读者奋发上进的精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给予读者“正能量”。这一点在父亲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和突出。这也是同父亲一贯主张的文学作品具有宣传教育功能相一致的。简单的说，父亲希望广大读者看过自己的作品后，都能走在正确的人生道路上，而不至于越看越迷茫，越看越糊涂，甚至走上邪路。

如果说观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那么作者的衣食父母则是广大的读者。父亲对他那些众多衣食父母的尊重是发自于内心深处的，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他总是把读者放在心中，放在首位。

自从1956年父亲写出自己的第一篇正式小说《喜鹊登枝》后，随着新作品的不断发表，逐渐引起了文艺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特别是1957年第23期的《中国青年》上刊登出短篇小说《夏青苗求师》以后，不仅许多报刊主动上门约稿，而且在小说发表后不到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收到近百封读者来信。这些读者来信来自天南地北、各行各业，他们夸奖这篇小说写得好，向作者表示祝贺。特别是一些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和高考落榜而心情不悦的知识青年，他们在信中纷纷表示“要向夏青苗学习！”这是父亲第一次因小说作品受到读者的如此赞扬。有的农业社主任还告诉父亲：从城里到他们社落户的几个中学生，过去跟队干部的关系一直相处得不太好，并且时常埋怨村里的农民对他们不热情。看了你的小说，他们对农民尊敬了，关系也渐渐搞好了。读者的热烈反响使父亲受到极大的鼓舞。

1964年9月《艳阳天》第一卷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纷纷写来信，希望父亲尽早完成全书的创作。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文艺界的一些“权威”人士专门找父亲谈话。他们对父亲讲，不要急于往下写，一定要吊足读者的胃口。一方是作为衣食父母的广大读者，一方是作为文艺界领导的权威人士，双方的意见针锋相对。父亲不顾一些人的不满和成见，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抓紧进行《艳阳天》的创作。

《艳阳天》第二部于1966年3月出版后，父亲在欣喜之余，看到书的定价与第一部相比明显偏高，便开始担忧许多读者会因此而买不起。当同年4月第二次印刷时，价格从2.15元降到了1.45元，才算放下心来。

作品对于作者来说，就如同是自己的孩子，就如同是自己身上的骨肉。由于《艳阳天》第一卷出版所引起的反响，农村版图书编选委员会决定改编出版“农村版”，改编压缩的任务名正言顺理所当然的落在了原作者的父亲身上。

“农村版”图书是专为农村文化室、俱乐部、基层干部和知识青年选印的图书，从全国出版的适合农村读者广泛需要的图书中选出的读物，仅在农村而不在城市发行。为适应农民读者的实际情况，从内容到形式都需要加以适当改进，并降低定价。可以说，“农村版”是仅仅针对农民而出版发行的图书。

在“农村版”改编的过程中，因需要大量删节，所以父亲常常感到如同割自己身上的“肉”一般疼。但为了农民读者，父亲只能做出“牺牲”，咬牙“割”下去！原版的《艳阳天》第一卷共47万余字，而“农村版”仅为32万余字，被父亲生生砍去了三分之一，近15万字。

父亲一生中收到过难以计数的读者来信，不要说回信，就仅仅是阅读，在时间和精力上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有赞誉作品的、有询问问题的、有抱打不平的、有寄来习作求教的、有索要书籍的。甚至有的读者提出过分的要求，比如向父亲索要其他作者的书籍，我想，这种索要的方式既不合适，也是无礼的，但父亲还是按照他的要求寄去了书籍。面对众多的读者来信，父亲从没有懈怠过，总是认真看过后抽出时间尽量予以回复，对所有的要求都尽可能的予以满足。许多读者收到复信和赠书后都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因为他们也给别的作家写过信，但基本上都犹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WG开始后，所有的人都在忙于政治运动，作家缺乏进行创作的条件，即便写出来也没有地方发表和出版；以前出版的书籍，几乎不是因为内容，便是因为作者的问题在书店下了架。对读者无书可看的状况，父亲的内心十分焦虑。1968年，父亲在运动中的空闲时间开始进行他第二部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的创作。在第一部即将完成之际，父亲为了使书薄一点，便于一般读者的购买和阅读，决定改变原来的写作计划，将第一部一分为二，分成两部来写。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