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四十五)费玲英(2)
(2019-10-12 09:4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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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四十五)
费玲英
1983年1月12日,费玲英又给父亲写来信:
长久未接到您的信,我猜测您大概又病了,是吗?
望您接到信后,简单地复信给我。说实话,我真为您担心。您在治疗上需要什么,尽管来信。
我对教导过自己成长的老师,向来是十分敬重的。直到现在,小学、初中直到卫校的老师仍常常来往。对您,我更是敬佩到崇拜的程度。您讲的话,对于我今天来说,仍是做人的座右铭。我十分赞同您的观点:要写革命文,先做革命人。在现实生活中,我宁肯像孩童那样去吃亏,绝不肯学精明的市侩。
父亲再次给费玲英回信,在信中针对她的写作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和自己的经验之谈。父亲在信中说:
知你在勤奋地、满怀信心地写作,很高兴。对文学有志趣、有条件,尤其做了这么多年的各种准备,该是出成果的黄金季节了。应当抓紧时间。但写作的形式,比如或小说,或诗歌,或戏曲,则应有所侧重。一个人时间、精力有限,才能也是如此。十八般武艺样样通,在文学这事业的战位上,少有;起码太成功的不是很多。可以多挂几把刀子,但得有一把是锋利的。这样才可能在这块地方站住脚,发挥出应当发挥的作用。
上述自是我的一管之见。我不是个天才,文化知识也先天不足而后天失调,虽有一点小小的聪明,写作起来时时感到底气不够。明白了这一点,早就留意节约使用我的小聪明,尤其尽力合理利用。你大概看得出,除小说而外,别的形式几乎不敢伸手;除农村题材而外,别的玩艺儿价码再高,再吃香,我也不敢送送脚步。这样子使我“维持”下来了;如果不病倒和死掉,还能够再往下“维持”五到十年。估计挣扎到花甲之际,我这壶油就彻底熬干了,那些恨我嫉我之人,不用打,我也会自动地、安心地、无所遗憾地倒下。
父亲以老朋友的身份关心着费玲英,经常在信中询问她近期有何新作,劝她趁年轻多写,不要坐失良机。费玲英也拿父亲作为老朋友,在信中有时也倾诉一下自己的苦衷。父亲在给费玲英的一封信中就有这样的一段话:
创作活动总是起伏而又曲折前进的,不要为一时写不出理想的作品而苦恼。况且,你的本职是“医道”,写作实为给国家做额外的工作;有成绩,就有所得,没成绩,亦无所失;尽管心安理得,不必折磨自己。当然要努力,要勤于学和勤于练。努力学练时,也应是愉快地进行。这样,过分的压力没有了,或许前行得更为顺利。
两个人保持着通信联系,相互通告着自己的近况,诉说着心里话。在1985年2月12日的一封信里,浩然这样写道:
1997年,父亲的健康每况愈下,费玲英得知消息后,要来京看望。父亲收到信后,给费玲英回信希望她不要来,“现在已非当年,一切都变了,我不想会见朋友,而且难以接待……终日在愁苦中熬日子。最近我又得了抑郁症,度日艰难。还是留着美好记忆好。”
费玲英回了信,坚决要求来京看望,言辞十分恳切。父亲只得应允,并详细告知来京后的乘车路线等细节。
1997年的深秋,费玲英从江南专程来到河北燕潮大地看望父亲,像一片红叶飘落在“泥土巢”,温馨、和蔼、坦诚。他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免去了寒暄,自然地融入人生、文学的话题。父亲的心灵得到宽慰,病痛似乎也减轻了许多,精神焕然,不啻是圆了一个多年的梦。
费玲英1960年开始发表作品,在从事医护工作的业余时间,始终没有停止过手中的笔,终于在1994年出版了第一本书——报告文学集《缤纷年华》。1999年准备出版其散文集《走过冬天》时,特请父亲为之写序。那时父亲身患疾病,又杂事缠身,精神和身体状况都极为不佳,恐难以完成“任务”,便向费玲英提出是否可以将写序改为题写书名。其实,按照父亲当时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即便题写书名也是有些勉为其难的。费玲英虽已年过半百,但仍像当年那样有个性,父亲拗不过她的坚持,终于抱病写出了一千余字的《书写人生求个真》,这对两个人来说都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
费玲英后来还与父亲有过第二次会面,但那却是在父亲的告别仪式上。
2008年2月20日,父亲在北京病逝,闻知消息的费玲英十分难过,立即要赶赴北京,再见父亲最后一面。费玲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当地文联的领导对她的健康十分担忧,怕过度悲伤而引起意外,劝她不要去北京。而时年已经六十六岁的费玲英,仍如五十年前一样的倔强,文联领导只得另派一个年轻作家罗军陪同,前来北京吊唁,参加告别仪式。2月26日上午,费玲英与罗军来到北京后,立即赶往位于文联宿舍的家中。走进门口的费玲英一把拉住梁春水的手,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留言薄上,费玲英写道:
浩然老师是一代文豪。
他爱人民,写人民,深为人民爱戴。
永远怀念我的老师浩然。
我会踏着您的足迹前进!
2009年,也就是父亲逝世的第二年,费玲英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全国作协的一员,这应当是她对老朋友——父亲最好的告慰吧。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