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四十一）

 杨 屏

 （2）

 父亲对杨屏是喜爱的，尽管通信不久，就把他视为能说心里话的知己，视为忘年交。杨屏喜爱文学，而父亲恰恰在这一点上能给予他帮助和指点。杨屏不断地将自己新创作出来的作品寄给父亲，尽管自己的创作也很紧张，但父亲仍挤出时间，或放下自己的创作看杨屏的新作品。

父亲对杨屏也是非常关心的，没有把他当做一个一般的普通读者来对待。根据杨屏工作岗位的变化和其自身的特长，父亲从有利于创作的角度给杨屏提出自己的相关建议。

杨屏从部队复员后，被分配在司法机关担任法警。父亲在给杨屏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

对你的创作学习，我有个想法，等以后再详谈。希望你从进入司法部门就坚持写“见闻笔记”（像你给我信那样，详尽些），用第一称、用文艺笔调写；不美化，如实地记录（当然得有艺术剪裁）；不要想着发表，只留给自己和知音看。前一段的如没写，可以追记一下。这样写的东西，将来很可能是最珍贵的；从你的文笔看，也适宜此种形式。

浩然不想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年轻的朋友，所以在每次给杨屏提出一些建议后，总是会在后面写上一些诸如“你以为这看法有点道理吗？”、“这些想法，都供你参考。”或“以上这想法，供你参考。如你认为可取，希望坚持下去！”之类的话。

杨屏嫉恶如仇，性情耿直，甚至有些桀骜不驯，在给父亲的来信中，常会写到一些社会上的不公之事，谈一些自己的想法；而父亲也会在回信中倾吐一下自己的心里话。在1980年1月31日的信中，父亲是这样写的：

一群恶人，文学界的恶人把我咬倒，我有条件包扎好伤口，奋力地搞起自己的，也是党的事业；可惜，眼前的现实生活，不能给我鼓劲，尤其是那一股子从上到下否定以往我曾经虔诚地参与，又为之流过汗水，付出青春的革命实践的“风气”时，更加茫然而心灰。这样一来，我的头脑变得迟钝，写作已是一种理智方面的驱使，哪里来的冲动和灵感呢？我常常苦恼地想：一些有影响、有权的同志，为什么那样感情用事、信口开河、不负责任呢？说空话，发奖金，吹外国，骂祖宗，丑化自己，种种，如同毒苗，播在许多人心里；见势不妙，想锄掉，已经不容易。他们犯罪了，却又转脸不认账，硬充功臣！可耻呀！

在另一封信中，父亲是这样写的：

我的病情如故。说实话，主要是“心病”。这心病，不光是个人所遭不平的怨忧，还有愁国愁民，后者应当说是主要的。目前北京正开文代会，我被拉来充数，陪着。我反感这种活动（指不少人在这场合争名誉要地位），又不能公开拒绝参加，一介书生，有什么力量跟人作对呢？我不仅想写下去，而且为几个没成家立业的孩子还得活下去呀！这便是历史的局限性，也是人类的弱点吧？

父亲所写的文学作品，都是想方设法激励人奋发上进的，都是能让读者看到光明的前途和希望的，给杨屏的信也是如此，尽管里面有时也会有许多“情绪”，但也不乏鼓励杨屏“向前看”，鼓舞起他信心的话语。父亲在信中曾经写道：“你信中流露的情绪，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我仍劝你面对现实，给自己树起信心，起码应当做一个‘独善其身’者。两亿多青年人都能‘独善’，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我呢，虽老了，还想挣扎一下，决不任己消沉。”“要相信人民大众，要相信党，我们国家会有光明前途的，希望你充满信心，做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事情。”

与杨屏通信数个月后，父亲在一封信的末尾主动向杨屏索要一张相片，希望能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主动向一位不曾谋面的人张嘴要照片，这在父亲来说是绝无仅有的，而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杨屏在父亲心中所处的位置和有着何等的好感。

通信近一年的时候，父亲有些担心自己离着杨屏比较远，光凭借书信，无法在文学创作上给他有效的帮助，而对他有所耽误，于是写信给杨屏，问他是否可以就近找到一位“老师”，而能经常得到具体的帮助：

二十五日信悉。你的生活挺有意思，思想也挺活跃；有“孔”就钻吧！趁着年轻力壮、头脑好使，多看看咱们这个被糟践得乌烟瘴气的社会，对将来的为人和创作都大有益处。你有才气，但担心使用不当。我不仅水平低，又离你远，靠短短的书信难以给你什么有效的指点。在洛阳，抑或在河南，能否找到一位有眼力，有能力，又有热心的人，拜为老师，求得具体帮助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