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四十）

 丁仁堂

（3）

 1981年夏季，父亲再次到东北访问、写作。8月18日下午，父亲刚从沈阳乘火车抵达长春，就接到丁仁堂从白城打来的电话，让他明天必须赶到白城。态度是强硬的，语气是坚决的，没有半点商量回旋的余地，熟人间也没有道理可讲。父亲对他这位直爽的老朋友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没办法，只得第二天早上乘火车赶往白城。父亲在丁仁堂的陪同下，第二次对白城地区做了参观访问。8月27日，父亲又被人拉倒齐齐哈尔，后取道哈尔滨，9月5日才又回到长春。9月8日下午父亲将离开长春前往沈阳。中午的时候，丁仁堂携夫人蒋惠珍一同来看望父亲，并一同到火车站送行。当父亲站在徐徐开动的火车上，透过车门向送行的人们招手的时候，非常清楚地看到丁仁堂和他的夫人蒋惠珍向他微笑致意；离开了很远，还看得见丁仁堂那粗壮的身躯，特别是那张通红的大脸庞。父亲怎么也不会想到，那竟是他们在人世的最后一面，成为了他们的永别！那天，父亲跟丁仁堂说的最后几句话是：作家靠作品立身于社会上，真正的优秀作品，用不着谁吹捧，自会有其生命力，而任何势力和思潮都难以压制；努力地把《嫩江三部曲》写得好上加好，争得你应当得到的声望！

父亲曾有一度暗暗地立下了这样的雄心大志：在真正的农民写农民这一点上，能够自成一家。尽管吃了不少苦，用了很大劲，也较为充分地利用了社会所给予他的时间和条件，但父亲认为自己并没有成功。随着年龄的增大，健康状况也日益下滑，而越发地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就更加寄希望于朋辈们。父亲曾跟同样关怀着丁仁堂的作协吉林省分会秘书长傅之凡私下议论过：丁仁堂比自己身强力壮，比自己有才华，比自己缠身的杂务事少，他本人也超脱；如果再刻苦努力些，再珍惜时间些，求索的目标再高些，肯定会取得重大成就，会成为当代写东北农村生活的、独树一帜的作家。

1982年6月的一个清晨，丁仁堂从遥远的嫩江岸边的大安县给父亲打来电话，说他的长篇小说《船》比《渔》写得顺利，信心很足；说秋后天凉爽了，要带上全部稿子，到北京来修订。父亲听了很为他感到高兴，鼓励他加油，争取让《嫩江三部曲》成为优秀的代表作和传世作，欢迎他到通州镇住几天，一块儿到儒林村看看刘绍棠的家乡；还半开玩笑地告诉他：备下足够的“通州老窑”，由他撒欢儿地喝。

父亲接完丁仁堂的电话，心里自然是很高兴的。父亲一直认为丁仁堂是描写东北社会主义农村生活的第一流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父亲觉得：除了无缘相识的两位东北艺术家的作品——晁楣的风光版画和王书怀的农村短诗而外，有谁的作品能像丁仁堂的小说那样喷发出那么浓烈的东北土地的气息？有谁的作品能像丁仁堂的小说那样闪耀出那么动人的东北山河的美丽？有谁的作品能像丁仁堂的小说那样表现出那么真切的东北民间的通俗性、艺术性和人性呢？父亲对丁仁堂充满了希望！

这一年的7月5日，父亲在北京市委第四招待所参加作家学习讨论会，晚饭后刚一到家，母亲就神情异样地对他说：“告诉你一件事，别着急；今儿个上午，傅之凡来了电话，说丁仁堂……”母亲没有把那个字说出来，父亲也不让她说出来：“不会，不会！你听清楚了吗？”母亲递给他早上的电话记录，那上边清清楚楚地写着丁仁堂上午在给省内业余作者作报告时猝然逝世。看着手里的纸条，父亲仍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心慌意乱，不知该去哪里、向谁求得一个否定这消息的依据。就在这个时候，刘绍棠打来电话，一听那急促的声音，父亲就确信了那个可怕的消息。为了不让病中的妻子担心，不让正在膝边欢乐嬉闹的小孙子看见奇怪，父亲极力吞咽着悲痛的泪水。

父亲对丁仁堂寄予着厚望。丁仁堂身体强壮，性格豁达，遇事想得开，放得下，不拘小节；而且有话就说，有火就发，从不憋在心里。父亲几乎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病症，更是极少见他吃过什么药。但正处创作盛年、身体强壮的他，还没到50岁的生日，也不跟好朋友交待一声，就这么早、这么突然地逝去了，这怎能不让父亲感到痛心疾首呢？丁仁堂的突然离世，可以说在心理上给了父亲很大的打击。

第二天散会后，父亲给丁仁堂的妻子蒋惠珍拍去了唁电，以寄托自己的哀思。10日这天上午，父亲没有去开会，想在家把丁仁堂的悼文写出来。可是他一想起与丁仁堂的那些往事，一想起他那红彤彤的脸庞，心里就万分难过，血压跟着上升，一个字也写不下去，只得放下笔赶回会场。12日，父亲支撑着高血压症复发后的病体，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天没出门，一边流着泪水，一边艰难地写了题为《仁堂不该死》的悼文，这是父亲在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第一篇回忆、悼念好友的文章。父亲把这篇文章寄往丁仁堂的第二故乡白城，寄给了那里的刊物《绿野》，让这篇满怀深情的悼文，与在千里之外正举行着的追悼会上的哀乐遥相呼应！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