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四十）

 丁仁堂

（2）

对于这本《红叶》，父亲是十分喜爱的，认为它“当之无愧地属于三十年代《生死场》、四十年代《混沌》、五十年代《开不败的花朵》这条乡土文学河流的有声有色有活力的延续。”不久后，父亲回赠了一本自己新出版的作品作为“答谢”，但没有收到任何回音。此后，大约是看了丁仁堂一篇名叫《梨花几时开》的小说，他就在父亲的眼前消失了，变得无影无踪，再也没有见到任何作品在报刊上发表了。

丁仁堂在父亲的眼前消失了，在一段相当长的岁月里，他们天南地北，各忙各的，偶尔想起他来，也是一闪而过。

父亲曾经说过：“作家不能没有代表作。如果在若干年后，读者把作家的名字记住了，而忘了他写过什么书，他是个可悲的失败者；反之，读者只记住那书，而忘了作家的名字，这是他重大的、根本的胜利！”

父亲曾经读过丁仁堂的许多小说，随着时光的流逝，里面的人物和故事即便没有全都忘却，也变得很淡了。但它们留给父亲的是一种美的印象，这记忆则是牢固的。父亲认为这就属于丁仁堂的成功，属于他的胜利。

父亲与丁仁堂从“神交”到“淡漠”，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9年。

1979年的7月下旬，父亲到东北参观访问。先到了辽宁的沈阳，与几位好友盘桓几日后，又乘火车来到吉林的长春。8月9日这天，吉林白城地区文联的李杰陪同丁仁堂来到父亲住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招待所看望。这是父亲与丁仁堂“神交”20年后第一次见面。两个人一见如故，热烈地攀谈起来，从此揭开了两人间友谊的新篇章。父亲在李杰的陪同下，当天赶往白城地区前郭尔罗斯县，丁仁堂到火车站为他们送行。当在前郭尔罗斯县访问两天后再次返回县城时，丁仁堂已于头天来到这里，他将陪同父亲进行以后所有的参观访问。在此后的16天里，丁仁堂陪着父亲走访了白城地区的许多地方，而在这期间，他们把过去应当交谈而没得机会交谈的心里话，全部弥补起来。丁仁堂的身材不高，显得有些粗壮，脸庞有些发红，总爱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他说起话来“粗门大嗓”，初看起来很有些“大大咧咧”的劲头，喝起酒来就更显得豪放。他的外表与他的字、他的作品大相径庭，甚至是南辕北辙，让人难以相信，那些优美的东西竟出自这样一个“粗人之手”。他的这种粗犷外表，给人一种“大老粗”的感觉，而实际上却是大智若愚。父亲是这样形容他的：“他那毫无杂质的热诚，他那以愚藏智的风度，他那有时近乎莽撞的率直，以及他的豪饮，甚至跟人聊天的时候，总坐不久，不是拍苍蝇就是拨电话的孩子气，都使你觉得他可爱可亲，没有什么不可原谅的。”

丁仁堂那股东北人特有的性格、特有的豪爽，以及他身上的“孩子气”，也深深地吸引了跟随父亲一起到东北的我。我那时还不满17岁，就是一个孩子；而丁仁堂似乎格外喜爱孩子，或许是因为他与父亲的那种天然形成的感情，爱屋及乌，没两天就与我熟悉起来，到最后，我简直成了丁仁堂的小尾巴，两个人几乎形影不离。在不长的时间里，我也同父亲一样，喜爱上了丁仁堂。有一次，丁仁堂从长春到北京办事，中午在我的家里饭饱酒酣后，似乎是没有和我待够，又带着我到他在京城的一个亲戚家去做客。

半个多月这种相随相伴的亲密接触，使得父亲与丁仁堂相互间增加了许多了解，关系也更加好起来。在这次相见后，凡丁仁堂再到北京时，一定要与父亲取得联系；如果父亲恰巧也在京城，不管时间长短，两个人必定要坐在一起畅饮、畅谈。

1979年10月底，全国第四届文代会在北京召开，父亲与丁仁堂都是会议的代表。在会议期间，全国各地的许多客人不断的到家里来做客，这里面自然也少不了丁仁堂的身影。在丁仁堂的几次来访中，父亲与他不是在家里畅饮，就是到附近的餐厅里“大酌一顿”，吃饭的时候没有聊够，吃过饭又接着聊，有时聊到夜深方散。

11月16日，全国第四届文代会闭幕，忙乱了半个多月，父亲打算再热闹几天，就躲起来坐下写长篇。但是，丁仁堂并没有马上离开北京，他除了接着到家里做客聊天外，也请父亲到他住的地方，两个人还一起到臧克家、王愿坚等人的家里去看望，一同参加一些朋友的“宴请”。

大概是因为丁仁堂常年生活在基层，与农民和基层干部经常打交道，而酒则是他们增进友情，打开相互了解之门的润滑剂，久而久之，就养成了喜喝善饮的习惯。跟丁仁堂有着相似经历的父亲自然也是如此，只是似乎不如他的酒量大。每次他们在一起吃饭，总要“大喝一场”。12月11日，丁仁堂将离开北京返回长春，10日晚上他到家里向父亲辞行，又是“醉后离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