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有关创作杂文

《对自学的同志说点真情话》

（1）

    去年玉兰花含苞欲放的时节，在南通市举行的“春江笔会”上，结识了上海的冯祖杰。他是个青年工人，自学写作，又自学外文，很有成绩。大概由于“同其志、合其道”的缘故吧，我对他这个靠“自学”而“挤”进文学门口的人颇有好感。分手后，他常有信来，还一定约我给《中文自修》杂志写篇文章。意诚情切，令人感动。所以我立刻就答应写。除此，还有一层意思。当今社会上，把学历文凭看得就像昔日对待一个人的出身是否“红五类”那等模样的时候，我对“自学”这个词儿和肯于“自学”而获得真正本领的人，特别地亲近和敬佩起来。所以，给《中文自修》杂志写篇谈谈自学体会的文章，自觉义不容辞，而且有些真情话想跟它的读者说道说道，也算是对广大自学朋友的回答吧。

       “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之际，我们的党和人民“痛定思痛”，打算刹住“极左”的车。但有些人，出于某种心愿，企图借用车轮的“惯性”，而把我推到车头前的铁轨上去。于是乎，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再次遇上一点完全可以避免的坎坷。……我得感谢党和人民，终于还是把“极左”的车戛然刹住，让我沾了光，使我的艺术生命活下来。……那时候，外国的学者、作家来北京访问，想见我又见不着的情况下，便进言：浩然犯了你们的什么错误，我们不清楚，但他是个人材，应该还让他写作。接待者答曰：浩然是个没上过几天学的农民，连字都不会写；他出版的作品，都是由他嘴说，由别人替他创作的。……这个新消息，首先在海外华侨中引起“哗然”，一家报纸在头版用红字标题报道：“一个谜揭开了，大陆中国的所谓的多产作家，原来连字都不会写！”

     这以后，有一次我被某单位拉去给业余作者们做创作经验报告。一位青年作者先是递条子让我回答：“你靠什么写了那么多书、出了名？是不是个天才？”报告会结束，他又拦在门口，当面发问：“我们这些人都是上过中学的。虽说那会儿的中学没怎么上课，可总比你强。你才只有三年半小学的文化，就成名家了，而我们……”陌生青年人的类似内容的来信，以后也时有收见。

    从这些仅仅属于一般的现象看来，由诽谤者制造的谎言和因不明真相发生的误会，就已经起到不良的影响作用了。我曾经为此苦笑和生气。当然，这种事情对个人来说，没有太大的损失，我还是我，我还兴致勃勃、信心十足地走我自己的路。令人不安的，是涉世不深的一些文学青年，由轻信产生误会，或许会耽误他们自己的大事。我得说点真情话，以便获得真正的了解。

     我出身在一个半是农民半是煤矿工人的家庭里。我不是睡在书房里长大，而是在住着各业穷人的大杂院里长大。我不是从背诵唐诗开始学说话，而是在耳朵听着各行各业的穷人相互诉说不幸、商讨生计、议论世事不平的过程中学会说话。母亲是给财主看坟人的女儿。她从一个有学问、害痨病的少东家那里听了许多故事，又用她的聪明才智加以改编、发挥，尔后一一地讲述给我听。这是对我的“文学启蒙”。每天晚上，戏班子的孩子都带着我泡在戏园子里，一文钱不花就饱看一场又一场的评戏、驴皮影，以及河北梆子。这是对我的“艺术熏陶”。父母相继逝世，我在故乡农村一面学耕种，一面到处找人借阅流行的唱本和古典小说。农闲的时候，我自己把纸打成袼褙，刻成“皮影人”，自己编排情节和唱词，给少年朋友们作演唱游戏。这是我对文学创作的“初步尝试”。十四岁，也就是我失学的三年左右，我参加了革命工作，先是儿童团长，后是治安员，同时掌管全村的粮秣帐目。我本来就渴望学文化，此时工作需要我学文化。于是我就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开始了文化自学。在公众场所，我给乡亲们念《冀东日报》上的文章。回到家，或在没有人的地方，我就默读

 《《党员课本》。这样使自己既能懂些革命道理，又能不断增加认识的字和新词句。练字没有笔，一位临时住在农村里的部队参谋，把一枚使秃了的钢笔尖儿替换下来扔掉。我便拣起那秃笔尖，（此处有敏感词）蘸着用染布的颜料面自配的“墨水”写字。没有纸，就找来破旧的古书，拆开，翻过来，在没有字的那一面练写。一本《王云五小字典》和过往的战士、干部，都是我经常请教的老师。……这样学习的结果，不仅把“三年半”学校学来的文化巩固住了，又得到不小的提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