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二十七）

 柳青

（3）

 在父亲给好友的书信中，也曾多次提及柳青。在叙述中，也可看出父亲对柳青人的关注及作品的熟稔。

1971年5月，父亲与李学鳌等人返回了专业创作岗位。身在内蒙的杨啸闻知消息，心里既为朋友感到高兴，也对自己的处境而焦灼。父亲给杨啸写信进行了劝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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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千万莫要“急躁”。如今这样，非你一人，青年如上海一大批，老者如西北的柳青等等一大批，其实，除北京我们几个得天独厚者，都还没几个启用的；用的，也是不量其材，对付写剧本。你在偏僻之地，这些情况很难看到、听到。看来，林陈反革命集团出后，中央顾不到抓创作队伍，地方也是自行摸索，多是小吹小打。对你来说，仍是做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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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11月23日写给杨沫的信中，父亲则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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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知识分子改造完全可以。主人公是女的也无妨。甚至改头换面，接着《青春之歌》写，都是允许的。依我这一管之见，许多大文豪，尽管著作壁垒，细细揣摸，其作品，他们一生也不过是集中精力完成了一种类型的形象。或者说有一筹最拿手，只是不断开辟天地和深入而已。齐白石画过许多人物山水，但这个人之所以被人赞许和留下印象的是大虾。大画师徐悲鸿探猎的范围则更广，造诣则更深，可是我至今只记得他的马。柳青是我尊敬的，他的三部长篇，每一部都是他创作道路的里程碑，也有上述人之妙处。《种谷记》里的王家扶，《铜墙铁壁》里的石得富，《创业史》里的梁生宝，三个主人公，如果说他们是一个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表现，也未尝不可。当然，这些主人公的思想境界是不断升华的，形象的血肉不断丰富；三个主人公从其不同的方面，献给读者许多新鲜的、宝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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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和好友的谈话中，也曾涉及到柳青及其作品。在军旅诗人胡世宗1975年3月7日的日记中就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浩然称赞柳青的《创业史》，他说，他与柳青没有深谈过，但看得出，柳青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如果说这部书的不足，就是他的人物是一眼眼井，一个水井群，每个人都有深度，但没有形成波澜壮阔的长流。梁生宝、郭振山、姚世杰，不见面，各干各的。但这本书能流传下去。柳青对农民是同情的、欣赏的、喜欢的。

1978年5月，柳青再次到北京治病，6月13日便在北京病逝。那段日子，父亲正遭受一些地方报刊的“批判”，被取消了五届全国人*大的代表资格，整日里忙于写“检查”和一些证明材料，被排斥在文艺界重大活动之外，跌落到人生的低谷。柳青来北京看病、病逝，直至召开追悼大会，在父亲的日记中只字未提，可见他对这些情况是毫不知情的。那时尽管父亲家中来客很多，人来人往不断，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却不知为何没人提及此事。

尽管柳青去世了，但父亲并没有忘记他。1996年10月，父亲到陕西西安住院疗病，并打算同时起草《文革回忆录》。父亲来到西安后，便托人打听柳青后人的下落。10月28日下午，柳青的女儿应约来访，但来人却不是父亲认识的那个刘可风，而是柳青的另一个女儿刘梅风。不久后，柳青的两个女儿刘可风、刘梅风又到医院探视了父亲。

父亲与柳青的交往是长远的，从现有记载的1953年第一次阅读《种谷记》，一直到柳青逝世后的1996年主动寻找他的后人，神交长达四十余年。父亲与柳青的交往又是短暂的，他们一生中只见过三次面，充其量仅有一个下午，一个上午，外加一个晚上，每次都因时间短暂或要谈的话题太多而无法深谈，最后还因政治上的原因，没有跟他见到最后一面，送他最后一程。这在父亲来说，也应当算是人生中的一件憾事吧？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