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有关创作杂文

《巴人同志指导我学习创作》

（1）

    巴人同志的革命资格很老，可以做高官。巴人同志的艺术造诣极深，可以搞创作。可是，他却心甘情愿在出版社率领一伙编辑，兢兢业业、辛辛苦苦地“为他人做嫁衣”。正如一位编辑同志所说的那样：“他每天按时上班下班，一来就伏案工作，各编辑室古今中外的稿件都一一审读。”在繁忙工作的“业余”时间里，他还撰写一大批指导文学创作的理论文章，使广大文学青年受到有益的教育。这期间，凡是出现了优秀的文学作品，他都积极地给予鼓吹，发表大量热情洋溢的评介稿子，给新作插翅膀，给新人鼓劲头。直到他被排挤出文学界许久之后，仍然关心着文学界老作家的攀登和新作家的成长情况。每次与之会面，他都要提出一大串名字，向我探询他们的近况。有一次谈到新诗的问题，他十分动情地说：“有一部长叙事诗《白兰花》，写得很成功。可惜，年纪轻轻的作者，刚把稿子改完，就被汽车撞死了！可惜，那长诗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巴人同志并不认识那位年轻的作者，遗稿也是另一家出版社出版的。从这里使我深一层地认识到，巴人同志所关心的是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他当编辑出书、写文章推荐作品，都是为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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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巴人同志有了联系，但还未见过面的时候，也就是在我文学入门的时期，巴人同志写给我的几封信，我还珍藏着。从信中可以看到他给我这样一个普通青年怎样的关怀和扶植。

   一九五七年底，刚刚摸到文学门口的我，因为“不务正业”总想学习创作，而被所在单位《友好报》“编余”，要把我调到山西《太原日报》当工业记者。吃罢送行饭，我忽然萌起把已经发表过的短篇小说交给出版社碰碰运气的念头。我步行到作家出版社，把稿子放到传达室。同时给《河北日报》的老领*导写信，要求返回河北。就在我等待调令的当口，接到巴人同志以编辑组的名义写给我的亲笔信：

     浩然同志：

    你的短篇小说《喜鹊登枝》，我们决定采用。

    我们想打破过去的“内容说明”的那套办法，希望作家自己写一点前言、后记，谈谈写作经过或发表些什么意见。为此，特请您能于最近写些什么，寄给我们，以便于三月内发稿。

         此致

     敬礼

                                     作家出版社第一编辑组

                                                 三月三日（1958年）

    巴人同志传达的这个“决定”，神奇般地改变了我的命运轨道。

    我是农民出身的人，立志一生“写农民，给农民写”。我熟悉的是农民。而北京郊区跟我的故乡毗邻，是我的“生活基地”，我熟悉的是这块土地上的农民。如果把我从这块土地上的农民中间拉开，硬给安插到另一块陌生土地上的陌生的工人中间去，我将走一条什么样子的人生道路和艺术道路呢？

    一直同情我的同事贾玉江自动地把作家出版社的“决定”传达给《友好报》的领导。领导立刻感到把个能出书的记者“编余”了可惜，就“决定”把我给留下了。这一留，使我在北京和冀东这块土地上又留了二十八年！走的是我已经走过来的这样的人生和艺术道路。

    我接到出版社的信，正考虑“前言”或“后记”怎么写的时候，一天上午，忽然接到巴人同志亲自打来的电话：“……我要亲自给你当责任编辑。你有什么意见就跟我说吧。……”

    由于喜出望外，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放下话筒之后，立即给巴人同志写了封信，诚恳地要求他给我的作品指指毛病，我愿意修改后再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