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有关创作杂文

《〈杨沫之路〉序》

    好几年以前，我曾向一些有关而又有权的同志提过一个建议：应该给杨沫那样的、在抗日和夺取政权的革命战火中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出“评传”。这建议被轻视和拒纳，其缘由有三种。一是“左”的阴影作怪，怕触犯“为个人树碑立传”之忌讳。二是中国习惯论资排辈儿，如今还轮不到杨沫他们。三是主要的人力、物力都使在“走红”的文学新秀身上，无力顾及其他。对此，我只能无可奈何地摇摇脑袋。

    所谓“树碑立传”，从根本上看，并非被树立者本人所需要。如杨沫那样的以其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作家，即使没人“树碑立传”，他们就能够在人们的心里消失吗？事实上，《青春之歌》等等就是碑传；读者早已用自己的方式给他们树立了碑传。一个民族某个时期的文学成就，是由该时期诸多作家创作实践建筑起来的；对创作经验的总结，是为着推动民族文学继续发展而不衰落的需要。我们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作家的实践经验，是整个革命事业总的经验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最有现实价值的财富，是我们必须继承发扬的传统。及时总结推广，于我们的事业有利；不及时总结推广，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同时，每个作家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已经由其作品自身力量确定，不会像领取“工龄补贴”那样，早参加工作一年就多五角钱。如果除“工龄”之外，再以其在文艺组织机构中担任的职衔高者优先，那就更加可笑可悲了！还有，在给尚不成熟、尚未经受时间考验的新秀吹喇叭的同时，把先行者成功的经验传授给他们，供其借鉴，肯定比急急忙忙地打发他们到外国跃个弯儿多有裨益。……总之，我仍然固执地认为，需要早给杨沫那样的一批作家出版“评传”。

    令人欣慰的是，最近终于读到聂中林写的《杨沫之路》——以杨沫自己走过的路，来介绍杨沫其人其文的一组文稿，在《新闻与成才》杂志上连载。

    这是一些访问记、印象记、特写、散文诸种写作手法特点兼而有之的文稿，写得极其自由和自然。作者没有端起个写“史”的架势，更不拘泥于时间顺序而呆板地记流水帐。一组文稿只摄取几个最能表现杨沫走向成功并继续求索新的成功的英姿勃勃的面影和闪闪发光的脚印儿。篇篇都写得充实饱满、活泼简练。由于作者笔尖带着热烈而崇敬的感情，所以给每段文学都灌注了鲜活的生命力，读来格外亲切和动人。

    我和杨沫先是朋友，后是战友，现在成了老友。我们一起走过一段荣辱与共、生死关联的人生路程。这路程的每一步，都是蘸着血的一笔，书写在我们的心灵之上，永世不可泯灭。因而应该说，我对杨沫是了解的。但追踪着聂中林的笔触所到的角落，有些我却不甚了解，或了解得不那么具体。比如，对杨沫在艺术创作方面的勤奋、严肃、执著地探索精神，我了解；她胸怀坦荡，性格豁达，从不会轻蔑和嫉妒他人的品德，我也了解。可是，像《探索、突破、真艺术》一文中所记述的，在“文*革”后，杨沫因为一时未能突破原有的创作水平线，而感到“困顿、懊恼和惶恐”的情形，是我所不了解的。将近古稀之年的她，仍似往昔那样虚心而热切地向新一辈作家学习新鲜的思想和新颖的艺术表现手法，从而使自己更上了一层楼的事情，尤其是我所不了解的。聂中林的文章不仅增进了我对老朋友的了解，更多的收获是给了我启迪和鞭策。我认为，这组文稿虽然只是杨沫的几个侧面、几个足迹，但是基本上勾画出一个杨沫的轮廊。作者的辛勤劳动的结晶在于为青年读者提供了有益的学习课文，为史学家提供了真实的研究资料，也丰富了我们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经验的库藏。尽管它还不是我们所期待的“评传”，然而应该把它视为“雪里”送来的“炭”，给予欢迎与肯定。

聂中林要把他的这组文稿结集出版，我很高兴。感谢他和出版社做了件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说还有什么可挑剔之处，我觉得全书对杨沫最重要的两个方面缺了几笔。一是杨沫在人品上的正直、正气和为正义勇于斗争的顽强精神，一是她几十年一贯遵循“生活是创作源泉”的规律，坚持深入生活、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的革命作风。这两点，正是我们的杨沫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尊敬、在创作上不断有新的成就，同时艺术青春如此持久的关键所在。希望聂中林同志再努力，写这本书续集的时候补上这个不足。

                             1985年10月27日于通州镇

发表于 《作家生活报》1986年第25期。收入《小说创作经验谈》。编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杨沫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