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15日，北京市文联被撤销，作家们开始集中“斗、批、改”。父亲与李学鳌来到北京西郊教育行政干部管理学校，参加“斗、批、改”学习班。一天吃过晚饭，父亲和李学鳌到学校的桃园里散步聊天，不知什么引起他们又谈起创作问题，谈到对这个事业有没有信心的问题。在以往的一些聊天中，父亲从李学鳌的言谈里总觉得他的劲头不足，因而为他的写作有些担忧，但是他在这次的聊天中却表示得很有信心，有劲头，这让父亲从心里替他高兴。

1971年1月7日，正在京郊大兴县大白楼村紧张撰写长篇人物传记《王国福》的父亲收到李学鳌寄来的一份《光明日报》，那上面发表了他的一篇散文。父亲看着报纸上李学鳌的文章，让他既高兴又羡慕。高兴的是好朋友不仅在嘴上表示很有信心，有劲头，在行动上也是如此而且还出了成果；羡慕的是自己目前虽然也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创作，但何时能完成，何时才能与读者见面，都还是个未知数。就在这一年的5月份，他们一起重新返回文学创作岗位，调入北京市文化局创作评论组。几个月后，他们又先后住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进行文学创作。

在出版社的那段日子里，父亲和李学鳌时常一起讨论各自的创作。在最初的时期，李学鳌又开始显得犹犹豫豫，深入不进去，成了父亲的一个精神负担。对此，父亲只能对他进行鼓励，希望他能够写得顺利，并在心里打定主意，无论如何也要促他写成功！不久，李学鳌打开了思路，顺利地写下去了，父亲由衷的为他高兴。在以后的几年间，父亲和李学鳌、杨啸又相伴着在北京人民出版社兴隆街招待所和承德避暑山庄进行写作。

父亲和李学鳌等好友间的关系是亲密融洽的，相处起来无拘无束、随便自在，有的时候还开一些略带孩子气的玩笑。

20世纪70年代的一天，父亲与杨啸等几个好友在家里聚会，李学鳌姗姗来迟。在等待他的时候，似乎是杨啸首先提议替他“创作”一首诗，于是几个人便你一言我一句地“凑”了起来，抄写在一个当时义利食品厂出产的“甜圆面包”的纸包装袋上；也许就是因为受了这个包装袋的启发，所有“诗句”都紧扣在“甜圆面包”这个主题上。“诗”是这样写的：“甜圆面包甜，甜圆面包圆；甜圆面包真甜，甜圆面包真圆。李学鳌作”。当李学鳌来后看到他的“佳作”时，笑得前仰后合，其他的人也都捧腹大笑，这几个大人就像是一群天真烂漫的孩童，开怀大笑。尽管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当时在场的人也有许多已经作古，但每当回想起那时的情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仍能感受到那种欢快、愉悦、亲密的气氛。

无论是对待成年人还是孩子，李学鳌都能自然而然显露出他的诚恳和热情。笔者小时候，常随父亲到李家串门做客，由于常来常往，早已没有了生疏感和拘谨感，自在而随意丝毫也不会客气，但每到吃饭的时候，李学鳌和他的妻子李淑英总是要热情地询问我爱吃什么菜，劝我多吃，并不断地给我往碗里夹菜。李学鳌夫妻发自内心体贴和照顾，不仅使得他们自己不能很好地进餐，也使得父亲与李学鳌无法正常的“边吃边聊”，有时也会使我感到不能很随意。尽管父亲一再申明不希望他们如此地特殊照顾我，但仍然回回如是。最后父亲只能无奈的戏言道：“一到吃饭的时候，李学鳌两口子就开始‘哆嗦’。”几十年过去了，笔者和李学鳌相处时的许多情景都还能清晰的在头脑中映现出来：他带着我到郊区看望正在那里写作的父亲；他带着我在节日里去游园；他和父亲带我一起到农村参观、采访。特别是坝上草原之行，更使我难以忘怀。那是1973年的夏季，应时任承德市委副书记翟向东的邀请，父亲与李学鳌、杨啸一同赴承德进行文学创作；学校放暑假后，我也到了那里。8月初，在翟向东的陪同下，我随着父亲等人到塞罕坝草原参观访问。我跟随着他们采访草原上的农牧民，参观御道口牧场、塞罕坝林场和红山军马场等地。由于父亲接到北京市委让他速回北京的电话，不得不提前结束这次的坝上之行。在回程的路上，大雨后的山洪致使河水上涨，我们乘坐的吉普车在河中央意外地熄了火。由于我前几天因扁桃体发炎曾经发过烧，李学鳌怕我沾凉水而引起病情复发，就脱了鞋，卷起裤腿，把我一直背到了河岸上。

李学鳌的自尊心和荣誉感相当强，不能容忍有人对他名声的诋毁和玷污。在品德和生活小节上，他对自己要求也十分严格，有时不免有些小心翼翼的拘谨。就在他拘谨起来的时候，也显露出一种可爱的纯真。这反倒使父亲增加了对他的崇敬之情。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李学鳌的肝部开始患病，尽管不传染，但他仍十分注意着每一个细节，注重着他人可能产生的感受。那个时候，他经常和一些朋友到家里来聊天做客，但每次来，他都不再用家里的杯子喝水，无论别人如何劝说解释，他都坚持着这一点；不管朋友间的谈兴多浓，一到吃饭的时候，他就要告辞。尽管有时被强行留住，但他总是在趁人不备的时候偷偷“溜走”。面对固执的李学鳌和他固执的行为，父亲只能无奈而又“生气”地说一句：“这个人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