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二十三）

 李学鳌

（3）

北京市文联被撤销后，父亲于1969年到京郊房山县周口店公社新街大队下放劳动，李学鳌则下放到位于北京南郊南苑的北京第二轧钢厂当了轧钢工人。人虽然暂时分离了，但心还是在一起的，他们保持着经常的通信联系，都时常惦念着对方，盼望着对方的来信。李学鳌曾在一天的日记中写道：“非常高兴地接到浩然、管桦从房山县革命委员会寄来的信，读着信，比见面还亲切。”而李学鳌写给父亲的信中，更显示出思念之情。在1970年3月22日的一封信中，李学鳌写道：“此刻，我又把你在顺义给我写的信读了一遍，心中老是热乎乎的。这几天老盼着你回来的消息，希望见见面，再好好谈一阵，但一直不知你今在何处？何时回京？你哪天回京？有空？通知我一下。”而在4月8日的一封信中则写道：“今天是我入党廿周年的日子，多么想和你谈谈心啊。这些天忙得什么也顾不得想。今天我到北京钢厂印材料。此刻，那份改了几十遍的倡议书正在印刷，耳边想着隆隆的印刷机声，我坐在排字间的案头给你写几行字，想写的很多，可不知从哪儿写起。心里很激动。但是激动过劲，又有点平静了。此时，印刷机正在转动，我的心也在转，在走，走到了顺义南彩的农舍里，谈呀，说呀，没个够。想拿起电话筒给你打个电话，可又怕找不见你。说了些什么呢？我自己也不知，这些天太缺觉了。今晚印好材料，估计二、三时可睡。明天脑子清醒了，再写点什么吧。”

1970年6月底，父亲乘长途车换乘几次来到位于京郊密云的沙厂铁矿，看望已被抽调到北京市冶金局政工组工作并正在矿山采访、写作的李学鳌。两个分别许久的朋友重逢，有着说不完的心里话，白天没有谈完，夜间又在矿区铁路旁聊到很晚才回屋休息。两天后，父亲打算告辞回城，在李学鳌极力挽留下，只好又住了一天。那一天，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依依惜别之情，更使心中的惆怅之感油然而生。在如此的心境中，父亲给李学鳌作了一首小诗，其中两句是：“临窗并坐观风雨，相嘱行路倍小心。”词句中所包含的深意与深情，是不言而喻的。

1970年8月5日早晨，下了一夜的狂风暴雨停歇了，雨过天晴，一片艳阳。就在这天上午李学鳌突然来到正在京郊顺义县南彩公社协助工作的父亲的住所，望着自己的好友不期而至，父亲很是惊喜，放下正在写着的材料，同李学鳌聊了起来，他们聊着自从上次分别后各自的生活和工作，聊着已经停笔好几年的文学创作，聊着双方都感兴趣的一些话题……吃过午饭后，父亲又带着李学鳌来到箭杆河边，坐在依然有些潮湿的河堤上，望着流淌不息的河水，没有任何干扰地继续着没有谈完的话题，他们一直聊到傍晚，李学鳌才依依不舍的坐车返回了城里。

父亲与李学鳌的感情至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和共同点。除了早年间的那些经历外，他们还有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抱负，共同的写作目的。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境遇中，他们都不愿放下手中的笔。他们的人生和文学之旅都坎坷不平，充满着荆棘和艰险。父亲在1967年9月24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傍晚，学鳌打电话来。他要求几个月时间写东西。本来可以答应他，又怕这样不好。几年来他是受压制的，一直没有得到写作时间。”李学鳌曾受到怎样的压制，因何一直没有得到写作时间呢？在李学鳌1969年6月4日的日记应当能够给出一定的答案：

我原是干印刷的。从14岁起在印刷厂干了16年。后来领导上调我到文联来当作家，可是并没有给写作时间。到文联不久，文联领导说：“工业部门正搞‘五反’，很重要，你去参加吧。”于是到工业部门呆了一年，还未及写什么，领导又说：“‘四清’开始了，很重要，你去参加‘四清’吧。”于是我又去搞“四清”。回来参加了半年机关的文艺整风 。援越抗美斗争任务来了，要派文艺干部随部队出国参加战斗。领导说：“随军出国参加战斗，很光荣，也很危险，这也是对一个党员的考验。你去有没有困难？”“没有困难，我坚决去！”于是又随部队到越南去了半年多。从越南回来已是1966年1月了，还没坐下来写，领导上又说：“西南建设很紧张，你去那里3年至5年。”于是我又去西南参观、认门牌。回到文联机关已是1966年5月份，“文化革命”开始了。……

 父亲与李学鳌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他们以及其他的好友身上都没有那种流传久远的“文人相轻”的陋习。他们之间相互探讨创作问题，相互征询对自己作品的看法；他们坦诚相见，心口如一。他们对好友在创作上取得的成绩，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对遇到的困难，不由自主地产生忧愁。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