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二十二）

 管桦

（3）

也就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提出父亲、管桦和李学鳌是一个小集团，是“卑鄙”的一伙。父亲听完此话吃了一惊，“惊”过之后，心里倒也平静了，似乎明白这大概是“核心”问题了，也明白了自己的几次检查为何无法“过关”的真正原因。

尽管如此，父亲仍感到管桦的问题本来并不严重，可是他的抵触情绪太大，从而增加了对他处境的担心。

    没完没了的“批判”，没完没了的“检查”，没完没了的当面的造谣诬陷，使得父亲无法再忍受，终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起来造了“造*反派联络站”的反，并在1967年4月22日中午，与李学鳌成立了自己的战*斗组织——“红色文艺战士造*反队”。两天后，也就是24日便吸收管桦参加，三个人一起十分愉快地研究了今后的“战斗”方案。5月20日到故宫午门前参加完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25周年大会后，又一起到中山公园漫谈以后怎么按《通知》、“社*论”的精神紧抓大方向。

虽然在运*动中有许多不顺心的事情，但是父亲与管桦仍能苦中找乐。

9月29日下午，父亲与李学鳌来到管桦家，约定第二天动身到父亲的故乡蓟县走一趟。他们三个人都觉得此行是很有重要意义的。可是到了第二天，李学鳌却没有按约定好的时间到管桦家。如同上天的特意安排，头天夜间从内蒙到京的杨啸给父亲打来电话。得知杨啸来京的消息，三个人自然是兴奋异常，等与杨啸见面后，立即决定改变原计划，四个人一起去蓟县并立即出发。十一点半他们从京城骑自行车车出发，到晚上七点半才赶到父亲姐姐家所在的蓟县潘庄子。

四个知心的好朋友在父亲的故乡忘记了烦恼，度过了丰富、愉快而又难忘的几天假期。他们先后去了潘庄子、刘吉素、王吉素几个和父亲关系密切的村庄；他们到盘山烈*士陵*园拜谒；他们还到父亲度过难忘童年生活的三郎寨走了一趟，在父亲曾经干过农活的山坡地上席地而坐，愉快地聊着天。三郎寨可以说是父亲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二十年后重返这个地方，父亲产生了颇多的感想。晚上，他们像当地的农民那样盘腿坐在炕上，一边吃着花生，一边聊天，还一起写起诗来。

10月4日是他们返京的日子。这天早上他们吃过饺子就骑车出发了。他们一路走，一路讨论诗，下午五点多坐在燕郊一家餐厅里吃饭的时候，也没有停止这种讨论。六点多酒足饭饱后，他们又愉快地赶路，到北京已是夜里十点。

老天爷是公平的，正如他常常在人们的甜日子里不断地掺杂一些苦味一样，在人们的苦日子里，也会常常添加些许的甜味。父亲与管桦、李学鳌、杨啸在蓟县度过一个甜蜜难忘的国*庆节后的几个月，又有一件喜事降临。1968年2月，管桦的大儿子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的战士。父亲和几个好友闻之消息后，十分欣喜，特意赶去为他送行，喝酒庆贺。

尽管父亲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造了“造*反派”的反，不用在被逼迫着没完没了的做检查，处境有所改善，但是某些人仍在暗地里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发动再一次的“攻势”；或者进行一些旁敲侧击、指桑骂槐的活动。

1968年6月，某些人连续给管桦贴出大字报，提出要对管桦进行审查等问题。父亲觉得，每个人都有私心，都应当狠触灵魂；对任何人提出的审查要求，都应当抱着欢迎的态度，但是，必须以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前提。这些人贴出的一些大字报，名曰是批判管桦，实际上是将矛头指向父亲自己。父亲感到这些人很卑鄙，下流之极。父亲特意把管桦约到北海，做他的思想工作，希望他能从大局出发，正确对待，用自己的行动不使局势恶化下去。当然，父亲对管桦能否接受他的意见是没有把握的。

随着军*宣队和工*宣队先后进驻北京市文联，1968年10月10日，北京市革*委会决定撤销北京市文联这个组织机构。经过8个月的集中学习和“斗、批、改”，1969年5月31日，父亲与管桦一起来到北京市房山县下放劳动。尽管两个人不在一个下放小组，工作、生产也都很忙，但到县城开会时也还有相见的机会，见面时自然是有说不完的话，有时一聊就到了深夜，在这个时期，他们还同时通过书信保持着联系。

1970年1月，父亲被借调到北京市革*委会农村工作组工作，暂时离开了下放地房山县，仍与管桦保持着书信联系。

6月25日，父亲接到管桦寄来的一份材料——那是他最近写的一个典型人物的材料。父亲看后立即给管桦写了回信并提出修改意见。

7月20日，北京市革*委会的人给父亲往顺义县打来电话，要他推荐原文联能写王国福展览会解说词的人。父亲立即想到了管桦等人，于是推荐了管桦、李学鳌和姚欣三人。推荐完毕，与父亲没有什么关系了，但这件事却引起父亲心里的一丝郁闷。对于父亲来说，这丝郁闷是老毛病了，几年没有写作品，停笔太久，他太想写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