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十四）

叶圣陶

（4）

1965年《艳阳天》定稿时于北京

1972年2月13日，浩然收到从《北京新文艺》转来的叶圣陶的来信。在断了消息的那几年，叶圣陶曾想出种种办法寻找父亲，但可惜只是设想，而没有付诸行动，当他见到《北京新文艺》1971年试刊号上刊登的父亲新创作的短篇小说《雪里红》后，即将信寄往《北京新文艺》转交。在信里叶圣陶写道：“好些年想着您，如今探知确实信息了，其欣慰恐非您所能充分料想的……”知道父亲正在创作第二部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故而在信中提出：“我偏爱您的作品，极盼早日阅读。我很想讨个差使，我为您看校样。我自信我的校对工作能力是不错的。您如果要我看，我必认真校对，从速逐批交还，不误印刷厂的进程。如是，我的早日阅读的愿望达到了，这是最大的欢慰。”

当时的叶圣陶已经七十八岁高龄，看到这封如此热情、感人的来信，怎能不让父亲激动呢？浩然约上挚友李学鳌，当晚就去拜访了叶圣陶，并送去《金光大道》第一部的征求意见本，恳请他多批评指教。那天晚上，他们一起畅谈了一个半小时，浩然向叶圣陶谈了在解放初期和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里，自己的亲身生活体验、感受，以及《金光大道》选材和构思的一些想法。在十天后的一封来信中，叶圣陶讲述了自己对浩然的来访及对《金光大道》的印象：

前些日子承您和学鳌同志来看我，一小时半的畅谈，其乐为近年来所少有。

《金光大道》看到此刻，已经看到第360页。估计再一星期可以看完（不是看，我是不出声地念的）。

您告诉我的创作的想法和自定的高标准，我听了，自问也还记得。拿记得的这些来衡量所看的一页一页的书，我认为您是实现了这些的。为此我向您致衷心的祝贺。您展示了开国以来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场面，复杂，深刻，精密……还有好些形容词可说。

您叫我尽量提意见。我不客气，提的意见不算少，不过全是枝枝节节的细小问题，有些是我南方人不习惯不了解您所用的北方话。不管错不错，我都记在书页旁边，候您考虑。

这一年的春节叶圣陶都没有过安生，杜门谢客，批阅《金光大道》第一部征求意见本。他在书上做了几百处眉批，指出不少语句的错误。

叶圣陶那封主动要求为父亲校对稿件的信，轰动了整个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感动了诸多老编辑。责任编辑许显卿得知叶圣陶对征求意见本多有批示时，更是激动不已，要求父亲引见、介绍，拜访叶圣陶老人。父亲写信向叶圣陶提出此要求，得到叶圣陶表示欢迎的回信后，于3月1日上午与许显卿一同拜访了叶圣陶。这天他们从上午九点一直谈到十一点半，叶圣陶把所能想到的细小问题都说了一遍，而父亲则介绍了《金光大道》第二部的梗概。5月6日的晚上，父亲再一次来到叶圣陶家拜访。

《金光大道》第一部在当年的五月出版了，只可惜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掌握大权的军代表思想极“左”，看了叶圣陶批阅过的书稿，不仅拒绝参照修改，还出言不逊，说叶圣陶不懂得革命新生活，不懂得劳动群众语言，如果照叶圣陶的意见改动了词句，“就不像正常人说的话了”。对此，父亲忿忿不满，但又惹不起而无可奈何；更怕被叶圣陶知道后生气而不敢言明，此事不了了之。结果白费了叶圣陶老人的心血和时间！那本叶圣陶修订过的征求意见本，父亲一直珍藏着，每逢翻看，都使父亲无限感慨，心潮起伏，联想多多。

叶圣陶对父亲是赞赏的，对父亲的作品更是喜爱的。在叶圣陶与其长子叶至善1972年2月15日至6月21日四个月的通信中，就有近20封信涉及到父亲或其作品。叶圣陶在信中写道：“浩然来看我了，10年不见，快谈一个半小时，他是前晚来的，因为谈得兴奋，到此刻我还有些疲惫。他的创作态度与创作企图真是高，我听了全都赞同，这样的人还没见过第二个。”“我看浩然的小说，看到一百七十页，很不错。”“因为看浩然的小说放不下手，破例地延到今天作复。”“这部小说真是比历史还要切实生动。我不大佩服人，对这个人我真有些佩服了。”“《金光大道》中旬可出，印数惊人。……我可以尽先得到十册，我向‘人文’说我买，大概还是要赠送。”“现在外国人要见作家，我国常令浩然出去交谈。这个人的确拿得出去。”“书中写世故人情极通达，有些寓意之处有深味，我在旁边批几个字称赏。过些日子还想看它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