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有关创作杂文

《〈七彩宝石〉序》

    王栋和我同属五十年代学习起步的小说作者，走着大体一致的创作道路。因敬其人而爱其文，我是先认识了王栋这个人以后，才开始认识他的作品的。

    那是六十年代初期，我正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张长弓、杨啸和几位要好的文学同行，每人“揣着一肚子生活材料”，从内蒙古大草原上来首都北京酿制作品。他们到东城北门仓寓所看我，使我跟其中的王栋结识。我俩一见如故，很有“恨相见得迟”的感慨。接着，我和他们这一伙结伴住进西山八大处作家写作所。在不算短的一段日子里，我们朝夕相处。在饭桌前，在灯光下，在散步的山坡上，我们谈生活、谈艺术、谈为人处世的观点和爱憎。我对王栋的人品有了不少的了解。分别后再度接触，交情加深，于是很想了解他的作品。我认真地读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查干河在欢笑》。他的作品跟他人品一样内容扎实、味道纯正，充满着对人民、对社会、对大自然的由衷而发的热烈情感。以后每当他有新作问世，凡是我能够见到或找到的，总要怀着欣喜的心情一睹为快。越读他的作品，越增加我对他为人的了解和敬重；越是了解和敬重他的为人，也便越增加我对他作品的喜欢和珍惜。

    王栋的幼年时期并没有读过多少书。他完全是靠着不可动摇的信心、勤奋刻苦的自学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走进了文学的大门。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他便在文苑中崭露头角，写出了一篇又一篇颇具特色的作品，受到读者的欢迎，得到文艺界的注目。一九六○年，他进了内蒙古大学文艺研究班。研究班为在那里学习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提供了理想的学习、研究，深入生活和进行创作的条件。同时，在那里作家和艺术家们又可以经常在一起对创作进行探讨和切磋；并且，大家在共同的学习和创作生活中，自然地形成一种相互关心、相互鼓舞的良好气氛。……这样的优越条件，对提高作家的创作水平，对发展创作是极为有利的。当时，正在艺术的途程中奋力求索的王栋，自然不会辜负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在五年的研究班生活中，王栋不但大大地开阔了自己的艺术视野、提高了自己的文学修养，而且又写出一批更加显示他自己创作特色的小说作品，使他的创作生涯跨入一个新的里程。

    王栋的作品内容，都是取材于内蒙古半农半牧、蒙汉杂居地区普通群众的普通生活。类似题材的作品我读过一些。相比之下，王栋的小说更来得质朴、浑厚和真实，而没有油滑、漂浮和虚假的毛病。读他的小说，极少受到电闪雷鸣般地激动，却如春雨纷纷，点点入地——使你在作家的谈笑风生之中，触及到生活的脉搏和节奏，心田里感到一种别有一番滋味儿的艺术滋润。

    王栋的作品收到这样的艺术效果，决非单靠才气和灵感轻而易得，尤其不是那些坐在大楼里和风景区宾馆，舒舒服服地从外国文学名著中“套购”点“路子”就写成了的“佳作”所能相比拟的。王栋出身农民，少年时代当过放牛娃。以后，他多年从事基层工作。对故乡的风俗人情、历史变迁十分熟悉；对生他养他的土地和人民，怀着极深的感情。这是他的“生活底子”。但他不靠光掏“生活底子”从事写作。他自觉地与发展变化着的社会生活保持密切联系，使自己不竭活水之源。在他成名之后，仍然是一有机会就到农区和牧区参加社会实践。在生活中，他从不以“作家”自居。农牧民也不把他以“作家”相待，而是视为自己一伙的亲人。他跟农牧民一起放牧畜群，吃一样的饭，喝一样的茶，住同一个蒙古包，睡同一条土炕，甚至伙盖一条被子。农牧民总是把最知心的话告诉他。……我一面读王栋的作品，一面联想他在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跟农牧民劳动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苦在一起，乐在一起的情形；从他的作品里散发出来的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活跃着的结实的人物形象，同时也用自身的力量印证、补充、发展着我的联想。

    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在于真实。真实的文学作品，是依据真实的素材提炼概括而成的。通常所谓“创作是艰苦劳动”，其“苦”，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支付在对生活素材的吸收、积累和提炼、概括的过程中。伏案执笔的起草、修改和抄写，顶多占百分之三十的比例。王栋正是遵循这样的规律，进行着创作劳动的。

    一九八三年，王栋在一篇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诞辰的文章里有一段自白，证实了我的感觉和推论。他说：“一九六三年冬天，我和几位蒙族作家乍到锡盟乌珠沁旗阿尔山宝力格公社的时候，道道难关就像跟我作对似的，排队而来：地区是那样的偏僻，交通是那样不便，语言半通不通，生活又那般艰苦，使我曾产生调换地方的想法。当我一想起毛泽东同志关于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人民群众的教导，精神就振奋起来，全身充满了克服困难的力量。”

    王栋把当个有出息的文学家作为人生的追求目标，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终于在七十年代完成了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草原明珠》。到了八十年代，他的笔触伸延到更新的生活领域：写了以国际友人为作品主人公的《梅花鹿》，以“反思”为立意的《七彩宝石》等等。这些新葩，绝非彩纸和塑料制品，恰恰是从王栋长期不断钻探、挖掘“蒙汉杂居”这片题材大地上开出来的有叶有根的花朵。

    长期不断地深入生活，跟描写的对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仅使王栋如愿以偿地获得非常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炽烈的创作热情，也使王栋源源不断地获得创作艺术技巧的滋补养料。王栋作品的那种粗犷的调子，幽默的语言，奇巧的构思，以及独特的生活色彩和民族化的风格，都是他从农牧民的口头上、舞步上和马头琴的丝弦上等等民间艺术河流中汲取的精华，随后，匠心地酿造出来的。

    王栋从事创作三十年，创作出百万字作品，取得可观的艺术成就。对此，张同吾、温小钰、王向峰诸君都有中肯的评论（分别见《百柳》、《草原》、《鸭绿江》），我这里不必多说了。还有一点值得我们称赞和学习的，是王栋那艺术上的无私精神。他从不把创作视为单纯的创作，而是当成搞文学事业。为了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他可以牺牲自己的创作时间，可以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他在昭乌达地区筹建文联，创办《百柳》和《西拉沐沦》，为无数刚刚冒头而又压着困难的新作者争取生长条件而奔走呼喊，等等，花去他多少精力？带给他多少苦恼？得使他少写出多少作品？王栋却在一些亲友的惋惜声中继续地高高兴兴地这样做着。我对他的这种高尚精神是佩服的。但有时也情不自禁地暗暗想：王栋如果集中精力和时间写作，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会更加可观吧？这次，春风文艺出版社选其除长篇以外的各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品汇集一起，实在是令人高兴的事。它可以使读者通过看作品加深对这位并没有很走过“红运”的作家的了解。作家也能够通过这个“小结”回顾一番，而深一层认识自己。一个作家被别人正确理解相当难，作家完全理解自己也不易。这选集编选刊行，就说明王栋小说的存在价值。希望他从欣慰中得到动力和勇气，在为人为文的成功之路上不断地攀登和跨跃！

                             1985年5月25日草拟于通州镇

发表于《书刊导报》1986年7月10日。收入《小说创作经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