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十四）

叶圣陶

（2）

1962年12月1日在高等教育出版社 叶圣陶办公室拜见叶先生

在下放劳动的几个月时间里，虽然父亲与叶圣陶还有书信往来，却因为种种原因大部分都没有保留下来，每当回想起来，都令父亲感到遗憾不已。

1961年8月底，父亲调到《红*旗》杂志社文艺组任编辑。两个月后，父亲随同文艺组的两位组长徐荇和郑公盾一同拜访了叶圣陶。这次拜访，就父亲个人来说有两个收获：一是叶圣陶答应为父亲即将出版的选集写一篇序言；后因叶圣陶过于繁忙，而出版社又急于发稿，因而没有完成这篇序言。一是叶圣陶对父亲讲，他主张短篇小说要短，而万字长的东西实在不像短篇；父亲从中得到启发，决定以后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中应当在“短”上下功夫。

1962年父亲一共与叶圣陶见面三次。一次是在2月2日下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茶话会上，父亲在茶话会结束临走时才见到叶圣陶；一次是9月10日上午，父亲给叶圣陶送去自己新出版的小说集《蜜月》，请他提意见；一次是12月1日上午，父亲到人民教育出版社拜望叶圣陶，在谈话中说到自己将要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但未具体谈题材和题目。

1962年12月26日，父亲信心十足地来到北京西山八大处作家休养所，住在27号房间，正式开笔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这部长篇小说的第一卷首发在1964年复刊号的《收获》上，为适应杂志的版面，刊发时做了很大的删节。2月28日傍晚，正与几位好友在家小酌的父亲接到从《收获》转来的叶圣陶的信：

浩然同志惠鉴：

    接到《收获》而后，即读大作《艳阳天》，迄于昨日，十五章读毕。此作可谓足下创作上之大进展，我喜不能禁，欲写一信致意。数年间之深入农村，潜心学习，于此足见收获之大。方针政策，农村中之两种矛盾，我皆知之甚浅，然观大作，亦能断其认识之真，体会之切。所叙若干人物，皆有血有肉宛然在目。深足感人之场面不一而足，我辄思之久久，然后读览下文。文辞亦大胜于前，循而诵之，饶有余味。此非仅技巧之事，根源还在于思想认识。根深乃能枝茂，源远乃能流长，理固然也。篇末有附语，请读者提意见。我只欲提一点，作者说明人物性习与心理状态之处，似稍嫌其多，可否作适当之删汰。此宜于叙写行动与对话之时宛委表达之，俾读者自为领悟。再者，足下此作势必传入广大农村，为农民之读物，而多作说明，其方法来自外国小说，恐未必为群众所易接受。浅见不定有当，聊供考虑耳。全书何时完成？我深盼其早日印出，获观全豹也。据闻足下近在上海编电影剧本，未知确否。就《艳阳天》而推之，足下诚适于编电影剧本。若已有所成，愿先闻其大概。不知尊寓何在，此书托收获社转至，想必能从速达览。余不多陈，即颂著安。

                                     叶圣陶

                                二月二十三日上午

父亲自从1962年12月1日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与叶圣陶一别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如今看到叶圣陶对《艳阳天》如此赞赏，心中感动之极，更得到了一种力量。《艳阳天》第一卷出版后，特意给叶圣陶寄赠了一册。收到书后，叶圣陶又给父亲写来一信：

浩然同志：

承惠《艳阳天》印本，感谢之至。观尊题时日为10月5日，而昨日方送到，不知何故。上月见报上载广告，即往新华书店购买，答称业已售罄，乃求之于文学出版社，购得一部。抽暇细观，于昨日终卷。此视刊于《收获》者加详，所叙之事不过数日，而以土地分红为题，历叙各人之生活经历与思想意识，我以为可谓尽得其真际。实为佳作，自信非过誉。与丁秋生之《源泉》，钟涛之《大甸风云》，鼎足而三，同为今年问世之佳作。毕之时，颇怀不知下文如何之想。第二部谅已着手，不识几时脱稿也。何日有暇，希顾我一谈。即致敬礼。

                                     叶圣陶

                                  十一月三日晨

 于是，11月16日这天，父亲再次来到家中拜访、看望叶圣陶老人。

1965年2月1日是农历除夕。这天晚上，《红*旗》杂志的一位朋友给父亲送来一幅字。这幅字是叶圣陶主动为父亲写的。父亲看了十分高兴，当即悬挂于墙壁之上，并给叶圣陶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

由于在此之后，父亲一直忙于《艳阳天》二、三卷的创作，完成之后又急急忙忙地赶往北京怀柔县得田沟参加“四*清”，“四*清”工作刚刚结束，回到北京市文联，文*化大*革命已然开始，整天忙于参加运*动，接着又被下放到北京市房山县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之后又被抽回市内，开始紧张的《金光大道》的创作，因而无暇再与叶圣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