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十一）

沈仁康

（2）

  父亲与沈仁康很谈的来，希望能和他一起多谈谈话，而沈仁康也非常愿意同父亲有更多的交往，只要有机会，便一定要在一起畅谈一番。一次父亲在外面办完事回家，在公交车上巧遇沈仁康，热情好客的父亲当即把他请到家里，谈了两个多小时的“闲话”。第二天傍晚，沈仁康又与房树民和唐飞虎一同结伴来到家里做客，与父亲聊天、谈心。

  虽然两个人认识的时间不是很长，走动却比较频繁，关系也处的比较亲密，已经成为了要好的朋友。1959年5月23日早晨，父亲接到沈仁康的一封信，告知他已到山东省莱阳县下放劳动。沈仁康到了山东，父亲依然留在北京，好朋友不能经常在一起谈话聊天，只可通过书信来弥补因分别造成的不便。两个人通过书信介绍着各自的近况。在现存的那个时期沈仁康的几封来信中，他对父亲诉说了下放劳动后的收获、心里存在的苦闷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内的计划等等，诉说着一些连妻子也不敢交流的心里话，真可谓敞开了心扉。由此也可以看出沈仁康对父亲是极其信任的。只可惜没有收集到父亲当时写给沈仁康的那些信件，想来也应当是如此的。道理很简单，因为父亲对待朋友向来都是以诚相见，以热相待的，这是父亲的行为准则；另外朋友间的信任都是相互的，一般不会出现对方向自己藏着掖着心里话，而自己却向对方坦诚布公的现象。1960年4月，父亲也来到山东省，在昌乐县前东村下放劳动。父亲自然也通过信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沈仁康。而此时沈仁康刚刚结束下放劳动回到北京，得知父亲也到山东下放来到后，沈仁康很快给父亲写来回信，询问北京的家里有什么事情需要他们帮忙办，尽管来信说明，他们一定会尽力去办；在京城的其他事情，也尽管来信。在整个下放期间，两个人继续通过信件保持着联系。

1960年12月3日下午，父亲结束了下放劳动生活，回到北京。沈仁康得知消息后，5日晚上便来到家里看望，继续着好久没有的畅谈。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几乎每个月沈仁康都要来到家里看望父亲，而他们之间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一谈便是许久。

1961年8月21日，沈仁康又来到家里，在谈话中说到青年诗人任彦芳要来拜访。任彦芳的名字父亲很早便知道，喜欢诗歌的他也读过不少任彦芳的诗，而且觉得他近来的诗写得很不错，很有才气，当下就向沈仁康表示欢迎他来。因为一些原因，任彦芳没有来拜访父亲，而是一个月后，父亲去看望了他。

9月29日的晚上，父亲来到沈仁康家会见了任彦芳，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任彦芳的热情和坦率，给了父亲很好的印象。任彦芳比父亲和沈仁康小几岁，跟沈仁康一样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但要晚几届。他们那天谈的很投机，一直到深夜方散。

在以后的一个月里，或是父亲去看望沈仁康和任彦芳，或是他们到家来访。在交往中，父亲与任彦芳成为朋友，尽管这一年十一月任彦芳调到长春电影制片厂，离开了北京，但是仍保持着书信来往。

11月27日下午，父亲接到沈仁康打来的电话，告知他今晚就要离开北京，调任广东作协。两个人至此分别，一南一北，只能通过书信保持着联系。

1967年11月，沈仁康从广州到北京外调，这是他离开北京后第一次与父亲重逢，而且这次会面，大概就是这两位好友最后的一次相见，当然，这在当时是所有人都不会想到的。那次，沈仁康在北京待了不到十天，而在这几天的时间里，两个人仍像过去那样多次见面、畅谈。诉说着心里话。

两个人身居南北两地，除了书来信往外，也会互赠自己新出版的作品。当然，遇到一些事情需要办理的时候更是想到对方。1983年1月底，父亲正在天津为百花文艺出版社编选《选集》，当得知女儿、女婿要到广州旅游的消息后，对子女总是牵挂于心的父亲自然是无法完全放心，总是担心他们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会碰到一些无法或不好解决的问题。这时，他自然想到了在广州工作的好朋友沈仁康。于是，父亲就开始给沈仁康挂长途电话，希望他能在孩子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能给予一些帮助，只可惜那时的长途电话远远不如现在便捷，更没有随身携带的手机，这个电话始终没有挂通。当然，女儿、女婿在广州的旅游一切顺利，没有遇到过任何麻烦。熟悉父亲的人都知道，在一般情况下父亲是从不愿麻烦别人的，更不会向一般的朋友开口求助。在这件事情上，也许可以揣测出父亲与沈仁康关系与感情的深度吧？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