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十一）

郭小川

（2）

     10月底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父亲登上王府井北大街的中国作家协会大楼，坐到郭小川的面前，从他手里接过标志着自己已经被组织、被社会认定是“作家”的证书，聆听他的教诲。

父亲坐在中国作协的大楼里，手里捧着作协会员证，心中万感交集。从1949年秋季里在蓟县大刀剪营做起文学梦，至今恰恰十年，这十年是漫长的、曲折的，也是坎坷的，自己这样一个农民的后代，一个只有三年半学历的基层干部，终于圆了当作家的美梦，跨进了文学殿堂的大门口。然而，此时此刻，父亲那热血沸腾的心里却不只是满足和庆幸，因为他长了年龄，有了经历，知道了作家名称的含义和分量。如今迈进了文学的门坎儿，往后的台阶是什么样，又怎样攀登呢？

    郭小川送给父亲一本他新出版的诗集，随即语重心长地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有诸多方面的优越条件，文学青年出版一本或几本书并不难，而写出一本既被今天的读者喜爱，又能使以后的读者也承认而流传下去的作品，那是非常不易的。你正年轻，一棵文学小苗刚出土，还在成长的过程中，还没有成材，还没到结出硕果的时期，往后的路途还长得很，还会遇到种种磨难，才有可能成熟起来。也有可能，到此就完结了，当一辈子作家队伍里的大路货。究竟是哪一个结果，这要看你怎么走。我希望你能有大抱负、大气魄，创作出大作品，将来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大作家！……”

这些出自肺腑的语言，句句铭记在父亲的心头；这些话就是日后奋进的方向，父亲决心在这条无悔的路上默默地、勇敢地走下去。从学习锻炼的实践中父亲认识到，一个艺术求索者的勇敢，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退缩，当20年后，父亲遭受到打击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最终从跌倒的地方又顽强的重新站立了起来。

父亲经过郭小川的介绍，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而此后不久的11月底，郭小川却被迫在作协十二级以上党员干部会上作了一次检查。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55年，我国文艺界开展文艺思想大讨论，丁玲、陈企霞等人在大讨论中畅所欲言，大胆陈述了个人观点，结果被错误地定为“丁、陈反党集团”。作为作协党组副书记、秘书长的郭小川在作协机关的工作实践中，深感文艺界历史上有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恩恩怨怨，也发现丁玲和陈企霞的实际情况并不像当年说的那么严重。他冷静、理智地思考这些问题，认为必须接受历史的沉痛教训，慎重处理丁、陈二人的问题。没想到，1959年庐山会议后，作协党组竟将郭小川同彭德怀挂上钩，使他遭受到重点批判。他的“罪名”是：在复查“丁、陈反党集团”中“经不起考验”，“形势发生变化时，由摇摆不定走向右倾”。郭小川终因有口难辩，而被迫作出检查。其实，被迫作出检查的又何止是他一人，当若干年后，父亲因政治上的原因，陷入人生低谷时，不是也违背自己的心愿，被迫作出过检查吗？人在屋檐下，又怎能、怎敢不低头呢？这也许算是一种人生的悲剧吧？

1961年7月的一天，郭小川邀请父亲有时间时到中国作协来同他聊聊天。14日上午9时父亲来到郭小川在中国作协大楼内的办公室，两个人一直聊到中午。郭小川那天讲的许多话，父亲都感到十分宝贵，尤其是谈到一个作家观察和抓生活要用艺术家的眼睛和手。郭小川那天还对父亲说：“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杰出的作家，一个杰出的作家出现需要多方面的条件。”这句话，也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一年的8月28日，父亲调到《红旗》杂志社文艺组任编辑。第二天下午，父亲就到作协看望郭小川，两个人又在晚上一同到诗人张志民家做客。那天在张志民家坐了近三个小时，郭小川和张志民都是诗人，主要的话题都是谈论诗。郭小川对许多现代诗人都作了一番分析，提出许多新的见解。他和张志民一样，都主张父亲多写。他说，一个艺术家每天都要写，每天都要想。他特别欣赏王汶石的短篇小说。那天晚上的谈话，给了父亲很多启发。

9月6日傍晚，父亲又与《红旗》杂志的领导吴介茗、徐荇结伴到郭小川家里做客，一直聊到晚间九时多才离开。吴介茗和郭小川是老同志，这一晚，他们谈了许多对父亲有启发的话。

1962年10月，郭小川到《人民日报》当了一名特约记者，此后几年，他北上南下，大大开阔了视野，处处感受到人民群众战天斗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大热情。这些都使他激情满怀，创作热情高涨，创作发表了大量优秀的通讯、诗歌和散文，在写作生涯中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而父亲在这一时期除了写作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之一的长篇小说《艳阳天》之外，还创作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人也从《红旗》杂志社调入北京文联，当了专业作家。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