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有关创作杂文

《〈箭楼边的孩子〉序》

    吴菲是个热心肠的人。因之他的热心肠，我们才开始打交道：先是频繁的书来信往，以后见了面；这样，我们彼此渐渐地熟悉起来；越熟悉，越发使我感到他的热心肠。

    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想做得好，做得成功，能力和愿望固然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最不可缺少的因素则是热心肠：热心于所从事的事情，不计报酬，不辞辛苦，“抹蜜香甜”地扑在那事情上，这是最切实可靠的保障。如若缺乏这样的精神，有能力也无从施展，愿望再美好，也难以变成现实。

    吴菲的社会职业是编辑。他对自己参加编辑的儿童刊物极为热心肠。为把刊物里的文学作品编发得好，他既不按部就班地坐在办公室里“等稿”，也不单纯地奔大城市去“拉稿”，而是经常爬山涉水地到基层、下农村，深入到对写作热心肠的业余作者中间，发掘好稿件的苗子，从好稿件的苗子再抓人才的苗子；找到抓到之后，他就跟作者一块儿磋商修改稿件；等回转编辑部，他还要对稿子再推敲、再润色，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再送到小朋友们面前。……十几年的时光里，他亲手编发了一百六十多期刊物，近千篇稿件，多达七十多万字！与此同时，仅在他所工作的那个省，他就“招兵买马”地拉起一个百余名热心儿童文学创作的队伍。类似我这样一些“外地”作者，为数也不少，同样由于他的热心肠被拉住不放手：必须跟他一块儿为刊物出点力气。吴菲通过组稿、编稿，到小朋友们中间了解需求、征求意见，对儿童文学产生了兴趣，对少年儿童进行教育培养的责任感得到加强。于是，他开始了创作实践，利用业余时间写了大量的儿童小说、散文和童话作品。他的那本由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密林里的趣事》，就写得十分有趣；小读者们看了能丰富知识，我这“老读者”看了也大开眼界。……不是吴菲的热心肠，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得这么出色吗？

    我主张“编者”与“作者”不分家。编辑有机会应该搞点创作，作家有机会应当做点编辑工作。这样获得了实践经验，能促使编者和作者相互了解、密切合作，有利于搞好彼此的工作。所以，我把吴菲的业余创作既视为他热心肠的表现方面看，也把他的创作成果当成他工作的出色！

    今年夏天，吴菲终于把他的历经三年，四易其稿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箭楼边的孩子》完成。我听到消息格外高兴。从故乡回京取寒衣，收见吴菲寄来的原稿副本。家里人多屋狭，读写都难；想过几天返乡间，静下心再看。不料，随手翻过三五页之后，竟不知不觉地被吸引住；儿子在厨房做饭，老伴儿坐在床上说话，两个小孙子跑进跑出地追打嬉闹，都没能夺走我的注意力。饭后接着看，直到夜半，可以说是“一口气读完”的。由此可见，小说写得是有味道的。

    《箭楼边的孩子》写的是旧北平的市民生活。具体时间是从侵略我们国家的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之后，到国民党反动派被打倒、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的那一段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吴菲专挑前门箭楼旁边一条小胡同里，几户人家，几个孩子，介绍给我们。让我们到大杂院、小破屋走一趟。让我们看了看当年身陷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特别是几个正长个儿、长知识的幼苗一样的孩子，看看他们那时候是怎么在死亡线上挣扎地生活着，以及怎样生活过来的。

    我喜欢这小说所选取的题材和所表现的内容。

    有那么一些年，我们把“忆苦思甜”当成“万能药”，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实际困难和思想问题，甚至不幸，仿佛只要“忆苦思甜”，就一切释然，就一切顺利，就能使人心安理得、满足现状，或者逆来顺受。这种机械地过火过分地服药方法，不仅渐渐形成走过场和形式主义的东西，严重的时候会被某些人利用，变成他们欺骗群众的“麻醉剂”和迫害群众的“紧箍咒”。我们搞创作的人，在“那么一些年”，也跟着或多或少地在创作中做了这般傻事。这样的过失和不当，自然得纠正。“纠”到什么程度，才可称之为“正”呢？有人主张“取销”我们常常使用的“回忆对比”法，有人把它冷嘲热骂得“狗血喷头”。我从心眼儿里反对这种偏激！

    我对于别国的历史知道得极少，对自己的祖国历史总还算了解，特别是我的父辈和我本身这一辈所经历过的社会沧桑、政治动变，敢说是熟悉的。这一段正赶上“半封建半殖民地”苦难和羞辱的时期。我能忘记我和自己的同胞所遭受的饥寒交迫吗？我能忘记我和自己的同胞差一点儿变成亡国奴吗？中华民族有过痛苦的过去，我们才奋起革命。中华民族有过痛苦的过去，我们才热爱今天，才懂得今天的“甜”，才千方百计地为建设更美好的更甜的明天而斗争！痛苦的过去，回忆起来是痛苦的，但是，它能激发活到今天，并仍想好好地活下去的人们产生“爱”和“力”：爱社会主义新中国，献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取销”这样一个有利有益的思想建设的方式方法，即“回忆对比”“忆苦思甜”呢？

    有可“忆”，有可“思”的人，又乐意“忆苦思甜”的人，就让他们去“忆苦思甜”。觉得没有什么可“忆”，没有什么可“思”的，或不乐意此道者，那也听便。这，就是我认为的，对“那么一些年”我们干过的“傻事”较为理想的“纠正”。我们决不要再干“因噎废食”的另一种“傻事”！

    记得，一九八一年在长春，我跟吴菲说过：我写了个中篇小说《七岁像嫩芽一样》，还要写另一个中篇《弯弯的月亮河》；其用心，就是要向青少年一代介绍点“旧中国的真实面貌”，“补充一下当时文学创作在这方面的不足”。性格含蓄而又谦虚的吴菲，当时多是冲我赞同地微笑点头，很少说什么。如今看了他的《箭楼边的孩子》，才知晓我们俩在这点上是“志同道合”的。他在小说的“尾声”中写道：

    “……至于别的情况，我不在这里罗嗦了，请你问问生活在你们身边的爸爸、爷爷吧！他们会比我讲得更具体，更生动，更有趣。”
    我觉得这句话就十分的“有趣”，是一个号召，也是一个课题：我们这些当了爸爸、爷爷的人，应该怎样用明确、公正、有强烈责任心的态度，向孩子们，我们的后代传述我们民族、我们国家，我们党的过去和今天呢？

    吴菲是遵循革命现实主义方法，以白描手法写的这部小说。他没有编排离奇古怪的情节，尤其排除洋腔洋调，就如同一个成了年的人，在向晚辈叙述自己童年经历那样，朴朴实实地、不慌不忙地讲述起来。小说里的人物是真的，事情是真的，语言是真的；特别是被作者选用的生活细节，都是真的。因其真，读起来才让人信服，愿意读下去，读后有所收获，得到满足。我没有问吴菲，但我一边读这小说，一边揣测：书中的小主人公刘四友，是不是作者幼时的化身？起码那人物的身上有作者的影子。或那人物的原形跟作者有亲戚关系。否则，他不会写得那么从容，那么像，那么有感情。起码，诸如“放鸽子”、“玩水牛儿”等等人物活动的情节里，有着作者的亲身经验。这种真实感，给这部本来人物形象较为单薄、结构也不严谨、描绘还嫌粗糙的小说，增加了魅力。

    吴菲是一位业余作家，他的主要精力在编刊物方面（寄这小说稿副本的时候，也没忘记向我逼着要稿子）；这又是他第一次创作这样人物多，场面大，事件行程长的作品。因此，我不能苛求他。我相信读者也不会苛求他。对他，我抱的是希望，因为他是个热心肠的人。读者看了这作品，也会对作者充满信心吧！

                        1983年10月18日于北京月坛

发表于《绿野》1985年第2期。收入《答初学写小说的青年》。编入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年8月《箭楼边的孩子》（改题《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