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六）

曹继铎

（2）

这一年的五月中旬，父亲到石家庄观摩河北省话剧院《艳阳天》的彩排，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推辞掉为他专门安排的午餐，专程来到曹继铎家，与他商谈那部长篇小说的构思、谋划。

曹继铎更是没有忘记他的这位老朋友，在父亲跌入人生低谷的时候，写来一封封鼓励的信函，当看到父亲发表在《人民文学》一九七九年四月号上的儿童故事《胖娃娃》后，立即写来贺信。曹继铎的贺信使父亲很感动，立即写去了复信，以示感谢。

1983年，正在上大学的我到石家庄实习，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家人单独的“远游”。远在山东某地农村访问的父亲心里实在无法放心，便写信来问：是否到《建设日报》社找过曹继铎叔叔？他是我的好朋友，有什么要求，尽可提出。曹继铎从父亲给他的来信中得知消息后，马上主动联系我，询问工作、生活情况，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帮助解决，并将我叫到家里热情款待。

1985年10月，曹继铎为自己即将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绿色赋》请父亲作序。父亲对给好朋友的作品写序是比较“怵头”的，因为在这样的文章里，既要爱护作者，也要尊重读者，同时做到实事求是，才能保持自己的“身份”；在文章中多加上只言片语都是不容易的。父亲希望自己每一篇这样的文章中都“真诚”，尽可能避开俗套的玷污。尽管如此，父亲还是爽快地答应了，放下自己紧张的写作，用了几天的工夫把书稿认真看了一遍，将序言写完。在序言里父亲这样写道：

    曹继铎没有良机奇遇的幸运，也不善于钻营取巧。他把五十年代青年人那种“傻”劲儿保持得太多太久。他只会下笨功、出苦力地做事。而长悠悠的二十余载的报纸副刊编辑的职业，占去了他的时间，束缚了他的手脚，同时也延缓了他的艺术形象思维能力的发展和提高。但是，他既无怨言，也不气馁地在困难沙漠里跋涉不停。

   人生经验的积累，早就一再告诉我：“坚持就是胜利”。那么，曹继铎算不算胜利了呢？诚然，他没有写出“轰动”的作品，也没有跻身于名流之行列。可是我们必须看到：三十年间，他采写了上千条新闻，阅读了上万篇稿件，编发了几百期副刊；与此同时，他拾拣、挤用了午休、睡眠，以及感冒发烧的病假时间，创作出一批散文作品，这些不都属于一个文学事业追求者的胜利果实吗？以曹继铎为标尺，量一量一九五五年我们那伙曾经发誓要一块儿为文学事业奋斗而在中途却步的同辈人，曹继铎尤其应该算个胜利者！

1994年8月，京华出版社出（再）版了《金光大道》一至四部，引发了社会上一些人对父亲，特别是对《金光大道》的“争议”，褒贬、毁誉不一。曹继铎对此自然也是十分关注的，他把一些报刊上的相关文章，有选择性地寄给了父亲，并在电话中与父亲进行了沟通和劝慰。父亲在给曹继铎的回信中这样写道：

……

早上电话上所谈之事，请记在心上。除《文论报》之外，凡见到有关《金光大道》的文章，都找一份给我。不要仅重视说好话的，谩骂的，人身攻击的，无聊无意义的文章都要收集，都要看。我要兼听，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都能心平气和地听。又不是判决书，怕它何来？就是“棍子”，如今我已是刀枪不入之人，伤不着皮肉，更不能使我伤心。俗语说“不挨骂长不大”，挨骂挨整对人都是锻炼，是人生推动力。七十年代末我若不被整的死去活来，就没有八十年代初的《男婚女嫁》，更不会有以后《苍生》的辉煌。

……

1995年，曹继铎的作品讨论会即将在石家庄召开，父亲得知消息后心中有些怏怏不安。病卧在床的母亲需要父亲陪伴、看护；杂事缠身、身体欠安，竟连写一份书面发言稿，也难以打起精神。无奈之下，只得一边照看病中的老伴，一边断断续续地给曹继铎写了一封近两千字的“短信”。在信中，父亲回忆起当年他们在《河北日报》一起工作时那段美好时光，庆幸正当青春年少的他们，在那时就有了坚定不可移不可改的志气。而这个志气，换来了今天的成功，换来了今天的好梦成真。最后，父亲给曹继铎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希望你的作品讨论会能够开好，不要嘻嘻哈哈地热闹一场就过去。要认真地听听批评，特别要吸取点新观念。时代变了，诸多观念都应该有主见地更新，以便趁着还有创作激情的时候写一些高品位的精品。”

2000年金秋十月，曹继铎刚从美国探亲归来，便专程赶往三河，看望自己日思夜想的挚友。父亲热情地款待了这位远道而来的朋友，并亲自为他安排住宿，表现出对老友特有的感情。

2004年，在父亲病重期间，曹继铎与老伴专程从石家庄赴京到医院看望。已经失语的父亲望着曹继铎，竟哭了起来，曹继铎与老伴也忍不住流下了热泪。

正是在父亲的鼓励与帮助下，使曹继铎成为一名有所作为的河北省著名散文作家。曹继铎在他的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到：“浩然及其作品是永远的，我同浩然的友谊也是永远的，我对浩然是永远感激不尽的……”

父亲曾对曹继铎说过这样一句话：种庄稼不一定都能有收获，如果不下种，那就绝对不能有收获。父亲与曹继铎用自己的行动验证了这句话，他们初衷不改，一往深情，一直执着地追求着文学上的成功。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