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早期通讯之

《三河县农村里发生争权夺势现象》

三河县许多村庄，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干部、积极分子之间发生争夺地位，抢当干部的现象很严重。

该县大定府庄村主任杨文元，今年四十七岁，是党小组组长（该村没有分支部）。从一九五四年建立农业社起，他觉得社会主义了，应当抓住地位，所以，在干部之间他采取了一团和气，见了别人缺点不公开批评，而是冷眼挑毛病，抓住一些枝节问题，把犯错误的干部推下台来。例如，民政委员李占达，因故打他本家嫂子两个耳光，经杨文元汇报后，就被撤了职，这个民政委员职务就由杨文元自己担任了；有人说治安员有偷窃行为，也被撤了职，这个职务，也由杨文元自己担任起来。通过上述办法，他担起四种职务。现在他身兼七职，村里的行政职务，完全由他一个人大包大揽。自一九五四年建社之后，另一个党员彭庆勋当选了社主任，杨文元想当社主任的企图没有实现，在工作中，处处与彭庆勋不协调，给农业社为难。正当春耕生产，他不通过农业社，以村主任的职权，批准王亮等两户社员把已决定投入社的耕畜卖掉；新转业回家的军人张国成要把四百元款投资农业社解决当前困难，杨文元却对他说：“将来农业社垮台，你朝谁要钱？不如投到信用社去，又稳当，还有利钱。”当有些社员情绪不安、活动退社时，他也不积极教育，而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更严重的是，他利用自己当党小组长的权威，牵扯起一些人。谁对他“唯命是从”他便积极“培养”入党，让当干部；谁不听任他的使唤，便一脚踢开。转业军人李振吉，原来是他培养入党的对象，开始两个月吸收他听党课，个别谈话，有一次，杨文元令其探听彭庆勋（社主任）所谓“坏事”而没听命，便立即停止了他的党课学习，这个入党积极分子也就完了。当然，杨文元还有一些别的缺点，如贪污，搞男女关系等。许多干部，群众对杨文元有意见，但肯提意见的多是一些被杨文元推下台的人。出头露面的是复员军人张国成、李振吉、李占胜三人，他们往报社写过信，到中央内务部检举过。这三个人的成分也不太清楚，张国成与李占胜是解放战士，李振吉的叔叔李辉是一贯道坛主，他哥李振德是一贯道支长，据别人反映，李振吉也可能是一贯道徒，当然，他反映的问题，应当客观地认识，经过调查，了解到其中绝大部分是事实（当然分寸上有问题），但其动机却值得研究，实际上，有很大可能是与杨文元有同样目的，即为了争权夺势，当然，也应从另一个角度研究，他们的背后，是否有坏人操纵。

杨文元以及该村干部这种争权夺势的现象所以长期存在，是和区委领导存有严重官僚主义作风分不开的。据初步调查，该区原任区委书记安克生和区长孙鹤林二人存有感情应事，偏听偏信和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其表现是：当三个复员军人向杨文元提出批评时，安克生不是客观地分析、调查，使问题得到正确解决，而是采取一种近似压制批评的作法，把批评人叫到一块厉声厉色“吹虎”一顿。在普选中，因杨文元在大部群众中失去信任，没有当选上代表，当时区委强调党的决议，连选三次，一次不行再一次，直到选上杨文元为止；区长孙鹤林亲临选民大会，声言有坏人操纵会场，实际上，是孙鹤林为达到杨文元当选代表的目的，破坏了民主。这些严重错误，可惜，直到今天，孙区长没有正确认识。

县委领导，对这一问题也重视不足。高级化后，许多小社并大社，几个乡并一个乡，组织减少，相对干部要有余，其中一部分要从原来的领导干部，到生产队充当社员，参加劳动；对这些人应当加强政治教育，热情照顾，妥善安排，而县委领导上却没有很好重视这一工作。对大定府庄等地干部争权夺势，领导上未有及时的处理，给生产上带来很大损失，广大社员生产情绪不高，许多人不参加劳动，土地荒芜很多，这个教训应该记取。

      （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六月《河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