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有关创作杂文

《〈春歌集〉编选琐忆》

（6）

 写《春歌集》里这些人物和故事，我是尽量按照这样几个基本方法去做的：

一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工提高。比如《新媳妇》里的边惠荣。她的原型当时是一个姑娘，她的公爹是原型的父亲。当时我考虑父女的矛盾冲突不如公婆和儿媳妇的矛盾冲突容易尖锐化和有代表性，就把父女的关系改成公爹和儿媳。原来的中心事件就是女主人公揭发黄全宝抓稻秧的那场斗争，为了更突出女主人公的形象，增强故事性，加了一个头（闹洞房）；为了把事件展开，使主人公有较充分表现自己的机会，又增了一个尾巴（黄全宝受伤后女主人公救护他）。

再一种手法是对萌芽状态的东西加以夸张，对生活中暂时落后的现象加以改造。《珍珠》是前者，《半夜敲门》是后者；《喜期》这篇东西又是“夸张”和“改造”兼而用之。当时我在几个村子发现一种相似的现象：一些过去在工作和劳动中比较积极和先进的青年姑娘，结了婚之后，变得消极和落后，心里只有丈夫、孩子和小日子，不再有革命的理想和进步的要求。有一次，我到冀东丰润县一个村子看作家管桦。饭后，管桦同志陪着我散步。我们来到场院，正赶上社员们打豆子，见到几个妇女一边干活，一边跟一个姑娘开玩笑，意思是那姑娘快要结婚了，不应当再干这种又脏又累的活计。可是，那个待嫁的姑娘，并不被伙伴的话所动，依然努力地干着她手中的活计。我看了心里猛然一动，觉得这件表面细小的事情，但包含的意义不小，属于萌芽状态的新事物，应当鼓吹。于是，我用这个待嫁姑娘的事迹做了“引子”，加以补充和发挥；把以前遇到过的那些落后现象加以改造，反其意而用，试图树立一个正面的形象，组成了《喜期》这篇作品。

第三，更多的时候，是根据生活中大量的人物和他们的言行、事迹做素材加以概括。例如《杏花雨》、《红枣林》就是。《杏花雨》中的四个人物，是我分别在四个县里遇到的。最先认识的是那个新媳妇。早在写这篇小说的十年前，我下乡遇雨，跑到一户人家躲避，正巧碰到一个看家的新媳妇来开门。她热情大方地照顾我这个陌生人，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她的男人，是我在另一个地方，见到几个青年凫水过河，给那些被困的旅客们送吃食而获得的。宋春林那个人物是我下放劳动期间相识的，他身上自然也有我个人的一点影子。而我想写这篇东西，是一次我访问一个饲养员，他在落雨的时候，围着碾子转圈子遛病牲口这件事情触发的。这些素材长久地淤积在心胸，只等认识上的飞跃，使它活起来、立起来。《红枣林》里描写的故事，一些发生在山东，一些发生在河北；红宝那个女孩子是我在北京访问辽宁省一位女青年积极分子留下的印象；舅舅那个人物我最熟，从儿时我就常常接触他。一九六二年春天，我回到久别的故乡，回到常使我怀念的红枣林子里，我就把这些东鳞西爪的生活、人物片断拼凑在一起，经过四、五遍修改，实际是四、五遍的艺术概括工作，才最后成了这个样子。

八

结构是作品表现生活的重要的艺术因素，是塑造各种人物形象和表达主题思想的艺术手段。

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又影响着内容。内容和形式两者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我写《春歌集》这些作品的时候，在结构范围内，习惯从三个问题上多费心思：一是“切取”，一是“角度”，一是“细节的选择”。

当主要人物酝酿得比较成熟，主题思想提炼得比较明确，主要情节大体上有了安排，可以动手往稿纸上起草了，那么，第一笔从哪里写起，也就是这篇作品的头从什么地方开呢？长篇小说可以由事件的起源从容不迫地写起来，把事件行程朝纵深发展。短篇小说必须是横断面，事件行程再长，也多是几个生活横断面的组合。因为短篇是横断面，我习惯把开头第一笔称为“切取”。切取得好与不好，对一篇作品的结构紧凑还是松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写《送菜籽》的时候，第一稿是从孟昭仙到包庄集上买不到菜籽，焦急万状的时候“切取”的。接着写她想计、购纸、借笔、编词、书写、张贴等等，到她回村等信。从文字上看，写到这儿已经相当于全文的三分之一强。本来这样“切取”也是可以的，但考虑到“送菜籽”的核心问题是“送”，情节发展高潮在“送”，塑造这两个年轻的新人物也靠“送”；那么三分之一的篇幅展开了，还涉及不到“核心”，还看不到“高潮”，两个人物中的另一个还不出场，就显得情节进展缓慢、文字拖沓和结构松散了。于是改成现在这样，从孟昭仙张贴征购菜籽的告示五天之后、急切地等候回音时刻切取的，篇幅减去三分之一弱（因为前边有些交代的东西做为回叙夹写在后边），中心突出了，“高潮”和另一个主要人物一齐提前出现。我觉得这个“切取”比第一稿的“切取”好一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