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有关创作杂文

《〈春歌集〉编选琐忆》

（5）

 六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不仅是作品内容的源泉，也是写作艺术的源泉；这是因为，内容决定形式，反映什么样的内容，就决定使用什么样的表现形式。

一九六○年下放劳动期间，我注意了放下“作家”的架子，当一个普通劳动者。特别是担任村支部书记的初期，我和当地的干部和社员日夜忙于贯彻党对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我几乎忘了自己是一个搞创作的人。我跟《送菜籽》里的“孟昭仙”一块儿为播种秋菜缺种子而焦灼过；我跟《队长的女儿》里的“傅玉荣”一块儿为安排社员吃穿奔忙过；我也跟《人强马壮》里的“田小武”同心协力地整顿过饲养场。尤其是跟几位老农民在麦收季节一起看场院的时候，他们用言行给了我毕生难忘的教育和影响。我们白天并肩战斗，保卫我们共同的劳动果实；夜晚，伙铺着一领草席，望着满天的星斗，倾心地谈论着过去、今天和未来。在劳动和交谈中，我向他们学习，了解了他们，熟悉了他们，也深深地爱上了他们；我所写的《太阳当空照》里有他们的精神，《撑腰》、《眼力》里也有他们的影子。到后来写《艳阳天》的时候，雨后保卫场上的麦子和马老四为了革命利益缺粮不声张、偷偷吃野菜的情节，都是直接地来自这一段生活和这些老贫农身上的。

跟先进人物们生活、劳动、工作在一起是幸福的，能做到使他们信任地向你打开心灵门扉、自如地和你交流思想感情，更是幸福的；有那么一天，你能把他们的革命精神写进你的艺术形象之中，那简直是最幸福的享受。

没有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生活，浮光掠影地知道一点东西，就敷衍成篇，想时很充实，写时很空虚，这是受苦。

下放劳动的那段生活实践使我的思想觉悟提高了一些，掌握的生活原料丰富了一些，艺术表现能力也有所长进。最为宝贵的是，我对生活和劳动人民更为热爱了，激起了高涨的创作情绪。回到北京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写了两本短集子和一本儿童故事。

全身心地走到群众中去，投入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不要旁观，不要做客，要当生活的主人，要参加工作实践，使自己真正尝到火热斗争生活的滋味。这样尝到的滋味才能吃到心眼里，溶化在精神中，而不至于像咀嚼口香糖那样，其香味只能一时地停留在舌尖上。

七

塑造各种人物形象是文学作品的基本特征，创作短篇小说也不例外。

短篇小说因为篇幅短，不可能像长篇那样，采取多方面的生活情节和多种艺术手段来塑造形象。这就要求作者钻到生活的最深处，抓住人物最本质的特征，以一当十地来达到艺术表现的目的。

我觉得，每一个人物的行为，不仅打着他所属的阶级的烙印，也渗透着他个人生活历史的痕迹。我们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注意了人物的阶级烙印，才能在艺术表现时把握住我们时代的总的精神特征，也就是共性；同时，又须不忽略对他历史痕迹的溯源和分析，才能突出他和其他人物不同的个性特征；最后成为恩格斯所讲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使我们的艺术画廊里英雄辈出、百花争妍。

只有共性而不突出个性，常常是我们作品中的人物不形象、没血肉、概念化的病源之一。

我在写《彩霞》和《妻子》的时候，曾试图实践我的这种认识，但因多方面的基本功不够，效果不佳。这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基层干部的家属，出身同为贫农，年龄不相上下；她们都支持自己的丈夫积极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贡献力量，这是她们的共性所决定的。但是她们支持丈夫的表现并不相同，彩霞言先而行后；妻子行先而言后，多半是有行而不言。所以有这样的不同，因为彩霞是“穷家出来的娇女，从小任性惯了，只要占理不让人”，是“解放那年结婚的”；妻子呢，她是一个“比财主家的狗还小的一头毛驴把她驮到红果庄，一块红布蒙着头就跟老杜拜了天地，又被推到屋子里糊糊涂涂地睡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起洗脸的时候，她才偷偷地看了老杜一眼，才认识了自己的丈夫。”她们虽然是同一阶层的人，但生活道路不同，就造就了她们的个性的差异。捕捉到这种差异，维肖地加以区别，又照顾到短篇的篇幅，用经济的文字、巧妙的手法把历史的原由给予艺术的介绍，这就是我上边说的、但还没有做到的体会。

塑造文学艺术形象，让形象活起来，必须在占有大量生活素材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概括；必须突破真人真事的局限，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使人物成为典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