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浩然老师

                                   刘朝东

从平谷到三河，这条路并不陌生。二十公里我开了一个多小时，折叠起的花圈在车上，折叠不住内心的悲哀与伤痛。浩然老师走了，我开得再快，也追不上他老人家逝去的脚步。慢慢的加油，让血液中浓浓的哀思得到一下缓冲。记忆像乡村房屋上的炊烟，托起飘动的白云和太多的往事。

记得六、七岁时，为了看电影《艳阳天》，我爬上了土坡，想坐在高处看，可村里的大孩子硬是把我挤下了土坡，土坡不是很陡，却弄得我浑身是土，妈妈给我新做的顶脚的布鞋也被甩掉了。我费了半天的劲才摸到鞋，穿上，眼里满是泪水却没有哭，没有闹。又挤进人群，挤到了最前面去看。看完电影，夜里回家，脖子酸酸的有些疼，可我依然很兴奋。浩然这个名字从此在我心里扎下了根。

1990年的冬天，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驮着我，直奔平谷区的盘峰宾馆。风吹着冻僵的手和麻木的脸，可心里却是热乎乎的。要见到大作家浩然了，自己象是在梦里。幼时的一切似乎就发生在昨天。

我和几十位文学爱好者等候在大厅，满心的欢喜，满眼的期盼。

大约八点半钟，在人们的簇拥下，浩然老师风尘仆仆的走进大厅，同我们一一握手，嘴里说着：“平谷文学阵地有这么多的文学青年，可喜、可喜。”

当浩然老师握住我的手时，我感觉他的手很凉很凉，当人叫到我的名字时，我像从梦中醒来。赶紧把手松开，浩然老师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啥话也没有说。我的肩膀好象多了一种压力，一种责任，很沉重，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现在。

浩然老师搞文艺绿化工程，做为一个业余作者，很自然的我就成了文艺工程中的一块绿砖，绿化园里的一棵小草，在他主编的《苍生文学》发表文学作品几十篇，还出了第一本诗集《歌声在窗外流动》，1996年3月26日加入北京作家协会。

1997年8月25日，在我的作品研讨会上，浩然老师很激动的说，一个农民作者能开作品研讨会不容易，还来了这么多的大评论家，这么多首都的报刊来捧场，我很高兴，在改革开放经济大潮的今天，能坚守着文学这片沃土，需要大家的支持，需要社会的支持···。他还说得很多鼓励我的话，至今我都记忆犹新。

1998年5月16日，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浩然老师来到我的家。当时，北京电视台正好给我做节目。浩然老师来电话说到了我家门口，我跑出大门，差一点自己把自己绊倒，他走下汽车，慈爱的微笑着，拉着我的手说：

“年轻就是有冲劲。”他的手软软的，有些温热，脚步很沉重，脸色红润润的，有一种光亮。我扶着浩然老师来到客厅，手一直没有松开。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我们的手重叠着，浩然老师说：

“经济文学要一起抓，两手都要硬，不要像曹雪芹那样举家食粥，衣不裹腹。经济是文学的基础，没有基础文学也会贫穷的。”我看到他的身体不如从前了，就关切的说：

“您应该多锻炼身体，去公园打打太极拳，扭扭秧歌跳跳舞。”

“你父亲就这样锻炼身体吗？” 浩然老师反驳着。

“我父亲是老农民，比您还大俩岁呢····。”当我看到他那父亲一样沉稳的目光，满是庄稼和土地充满着生机时，我还能说什么呢！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农民化了，从肉体到精神到灵魂深处，我除了感动就是惊颤了。

2000年10月30日，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课余时间，我邀四位要好的同学一起去拜访浩然老师。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很少出门，我们想请他出去吃饭，他摆摆手，说不想出去，拿起电话，好象是给文联打的。

“朝东来了，你们过来一下，把饭安排了。”

福建浦城的女作家当着浩然老师的面给老父亲打电话，说见到您崇拜的浩然老师了，我们正聊天呢！河北保定和天津大港的两位诗人给浩然老师背诵大段大段的《艳阳天》，山西晋城的女作家静静的坐在浩然老师的身边，眼里充满泪水。

走出浩然老师的小楼，出了院门，回头看，浩然老师正站在二楼的窗口，向我们挥手，向我们挥手，我们的泪水一起滚落，两位女作家还哭出了声，呜咽着走出浩然老师的视野。

秋天，我们像凋零的五片落叶。离开浩然老师，穿再多的衣服也感觉冷。

汽车终于驶到了浩然老师的家，三河文联的朋友说，今天大家都去八宝山了，你快去吧，最后在送送浩然老师。

到了八宝山，给浩然老师送行的有几千人。我的思维好象停顿，身体近于麻木。

在回来的路上我把车停在路边，双手用力握紧方向盘，不让汽车因抽搐而抖动。

浩然老师走了，他老人家没有了站在二楼向我们挥手那苍老的身影，没有了握我的手时冰凉、温热重叠在一起关爱的嘱托，没有了望着炊烟和庄稼地那期盼的目光，没有·····。这一切的一切，正顺着我的血液冲击着我的心脏。

发动汽车，抬起头。我知道路该怎样走才能让浩然老师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