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曾经的艳阳天我的父亲浩然》第十一章（6）
(2015-02-01 10:4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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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资料 |
《曾经的艳阳天
第十一章（6）
1979年，法国著名汉学家露阿夫人等人，曾拟将《艳阳天》翻译为法文，介绍给法国读者。因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编辑部邀请14位来自两岸三地、新加坡、马来西亚及美国的作家学者评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艳阳天》以“刻画农村的面貌入木三分”而榜上有名，名列第43位。
作为《艳阳天》的写作者，父亲对这部作品的看法和认识是始终如一的。父亲在政治形势严峻和处于人生低谷时的想法，也许更能表露出他的真实思想。
“文*化大革命”已经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1966年11月中旬，《中国文学》杂志社的赵学龄找到父亲，接洽转载《艳阳天》事宜。在谈论中，父亲对他说：“用今天的眼光和认识水平看这部长篇，它的缺点和问题不少，但总的说来，我对它还是有信心的。”接着，父亲说了有信心的理由：这部书是真正地深入了生活之后才动手写的，它来自现实的生活斗争；所写的问题，都是亲身感受，有所理解，又忍不住要表现的；一面写这部书，一面注意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并努力地符合它；完成这部书的创作，是群众帮助的结果。赵学龄当即表示：《中国文学》的看法与父亲是完全一致的。
针对某些人贬斥和否定《艳阳天》的言论，父亲认为：这是从政治和政策出发的，并以此观点为计量器。他们排除了评价一部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作品，必须依据的“生活”和“艺术”这两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他们尤其撇开了历史间隔，只是迎合着今天的政治和政策气候来秤约作品。这是不合理的，不公允的，不正确的。应该明白，《艳阳天》是小说，不是“政治教材”，也不是“政策法令文件汇编”。文学作品的存在价值和生命力，在于它的真实性和艺术性；在于两者的巧妙融合。50年代中期社会生活的种种情景，就是如《艳阳天》里所反映的种种情景。置身于那个特定环境中的农民，包括基层干部的精神面貌，就是如《艳阳天》里所表现的那些人物形象的精神面貌；那个时期的农民，诸如萧长春、马老四、马之悦、马小辫、弯弯绕，包括又哑又聋的那个人，就是像《艳阳天》所揭示的那样看待事物、思考问题、处理麻烦和矛盾的。这就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不会因为经过20多年时间和重新检验，那时农村的种种情景，农民的精神面貌，就能变换成另一种模样，变换得符合我们今天的人所喜欢的那种模样。《艳阳天》是以小说的身份活下来的，决非仅因其政治和政策因素获得这样的成功。一部文学作品，真实而不是虚假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作者在写作的时候，用的真情实感而不是伪装和撒谎，这就是它的真实性的基本内容。作品出版后，赢得了广大的读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活着的人还没有都忘记它，因此，这作品具有其历史价值，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一部作品的生死，不决定于名家权威是否鼓吹撑腰。名家权威管得了文学界，管不着广大读者；能左右今天的人，奈何不了明天的人：到了明天，读者是否承认他的名和威还在两可之间，又怎能保险买被他们抬轿子抬起来的作品的账呢？最为正经和牢靠的办法，是评论家独立思考，就作品论作品，让作品自己去说话，由作品自己的生命力决定自己的死活。
没有十全十美的艺术，再好的艺术品也会存有遗憾。在对《艳阳天》的回顾中，父亲也认识到其中的缺憾：本应当如同设计中农形象那样，既有跟着反革命分子跑的弯弯绕，也有跟革命者一条心的焦振茂，也有经过斗争、颠簸、动摇最后终于被进步势力团结过来的韩百安等那样，在《艳阳天》里，安排一两个与马小辫和马斋政治态度迥然不同的地富分子形象。造成这样的缺憾，既有当时社会背景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有作者主观方面的顾忌。尽管如此，在那种“左”的风越刮越剧烈的形势下，在一部专门写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小说里，父亲还是写了地主子弟马志德及其妻子，这两个生动的、有血肉的形象，并且把这两个经过曲折的矛盾斗争转化为拥护革命、倾向革命的人物，安排在该书最反动的代表马小辫的家里，这在一定程度对上述的失误有所弥补。
无论形势如何变化，社会怎样发展，父亲都坚定地认为：“《艳阳天》应该活下去，有权活下去。相信未来的读者在读过《艳阳天》之后，会得到一些活的历史知识，会得到一些美的艺术享受，会对已经化成一堆尸骨的作者发出一定的好感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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