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序一

                                                  杨啸

浩然的小儿子秋川来信，说是北京的团结出版社，决定要出版一本他写他父亲浩然的书，让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我欣然地答应了。我觉得，这本书的序，确实应该由我来写。一是因为，在浩然一生的挚友中，和他交往时间最长、和他关系最亲密、对他的事情最了解的人，当今健在的，除了石家庄的曹继铎外，就只有我了；二是因为，书中的部分篇章，在秋川写出初稿后，就在电脑上发给我、征求过我的意见。

尽管有部分书稿我已经读过，但为了把序写得与书的内容更加贴切、更加准确，我还是用了几天时间，把书稿从头到尾又认真地读了一遍。

2007年，秋川辞去工作，开始了专心致志地研究他父亲的作品和有关他父亲的资料。他把父亲的所有作品，通读了两遍以上，并把父亲的作品全部输入电脑，制成了电子版；又从网上收集了许许多多关于他父亲的文章（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在此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他开始了写作关于他父亲的文章。由于几年来他对父亲作品的刻苦钻研，从而使他对父亲的作品和父亲的创作思想有了深刻的理解；又由于他得天独厚的掌握着其他人所不可能掌握的丰富资料（如他父亲的日记、笔记，他父亲和朋友、家人、读者之间的往来书信，等等），再加上他从父亲身上秉承下来的文学天赋和对文学热爱的执着精神，所以，他写的作品，一开始就出手不凡，并且一篇接一篇的写得越来越好。我曾在给他的信上说：“你父亲的在天之灵，应该会为有你这样的一个好儿子，而由衷地感到欣慰，感到高兴。”

由于本书的作者是浩然最疼爱的小儿子，所以，在文章的论述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作者对他父亲衷心地敬爱之情，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亲情、感情色彩（有不少地方使我不禁为之动容，甚至热泪盈眶）；然而，书的内容，对书中事件的论述，却都是客观公正的，有根有据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并没有因为这种亲情、感情因素，而产生一丝一毫的偏颇、失真之处。我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读者、尤其是浩然的研究者，所希望的。

    本书的内容，着重写的是浩然的生活经历和文学经历；另外几篇写了浩然和文学界挚友之间的交往，以及浩然和妻子、儿女之间的家事、亲情……这些事，大多是我所熟悉的，有不少是我亲眼所见过、甚至是我曾亲身参与过和经历过的。因此，读起来便使我感到格外亲切。很多往事，会自然而然地又历历出现在我的眼前。

1955年上半年，我和浩然相识于河北省省会保定，当时，我19岁，浩然23岁，相识不久我们就成了挚友；那时，我正在保定银行学校读书，他作为《河北日报》社驻通州记者站的记者，刚调回保定不久。1956年秋天，他从《河北日报》调到北京的《俄文友好报》，我则于1957年9月支边到了内蒙古。我们俩之间的通信，始于1957年上半年，止于2001年他重病卧床，再不能执笔写信之日。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不管是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我们俩的通信从来没有间断过。收入《浩然书信集》中，他写给我的信有157封（还有几十封他写给我的信，由于种种原因遗失了）；收入我《文集》中，我写给他的信有300来封，单独编为一卷。我们俩不但经常通过书信畅叙心曲，并且，他还曾带上我，到他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生活、工作过的故乡蓟县去过多次；1962年夏天，他带我去蓟县和他一起深入生活，在一起朝夕相处了一个来月。他带我上盘山，共同游览、参观、访问；他带我到他们村边的山坡上，看他青年时代亲手扶犁挥镰耕种收割过的土地；我并和他一起，到他母亲的墓前，恭敬地叩拜凭吊（自然也就谈了他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不少往事）……文*化大革命前，每逢我到北京，总是吃住在他的家里（有时一住就是好多天）。1964年，他和我一起住在北京西山的中国作家休养所（到那里去住，是他帮我联系的），他写他的《艳阳天》第二部，我写我反映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霞云岭》，时间长达八个月之久。写作之余，就是谈创作、谈生活、谈各自以往的经历……1973年夏天，我在北京等待我的小说《红雨》出版之际，他和李学鳌便邀我和他们一起，住到北京花市附近的兴隆街北京出版社招待所去写作（他写《金光大道》第二部，李学鳌写长诗，我写中篇小说《绿风》）；不久，我们三人又应时任承德市委副书记的翟向东同志之邀，一起去承德写作；随后，魏巍同志也去了，便由翟向东同志作陪，一起去河北承德的木兰围场草原和塞罕坝林场参观访问，为期半月之久……1974年至1975年，我到北京写电影剧本（先是改编我自己的小说《红雨》，接着又改编他的小说《西沙儿女》），我虽是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但一有空就会到他家去，畅谈心里话，有时谈到深夜，就仍是住在他家……

    由此可见，我对他的一切，应该是最熟悉的。可是，读了秋川的这部书稿，我才感到，我对浩然的了解，无论是生活经历方面，还是文学创作经历方面，还都只是粗浅的大概；秋川在这里所写的，要比我所了解的，具体得多、详细得多了（这除了秋川几年来对他父亲的作品和有关资料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同时也由于他得天独厚地占有他父亲的日记、笔记、书信等资料）。比如，浩然的短篇小说，哪一篇是在什么情况下完成的：是以什么人为原型，是什么事引发了创作的灵感，又是经过了怎么样的修改后才发表的；再如，他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是什么时候开始构思的，最初构思的雏形是怎样的，在写作过程中，内容、框架经过怎样的演变，写作期间，经过了什么样的困难以至痛苦……再如他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是怎么从1960年就搭起了架子，又因为什么没有写下去？到1962年，他又是怎样同时酝酿着两部长篇：一部是《金光大道》的前身《芳草地》，一部是《艳阳天》的前身《云火录》；为什么先写成了《艳阳天》？当《艳阳天》三部完成后，他又是如何燃起了写《金光大道》的创作欲望之火，又如何重新搭起了《金光大道》的架子；为什么浩然下决心要倾其一生的心血来浇灌这部《金光大道》？在写作《金光大道》的过程中，作者又遇到了怎样的艰难坎坷，在每一个阶段，作者的心境又是怎样的……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浩然是怎样地欢欣鼓舞；1977年11月《广东文艺》发表李冰之批判《西沙儿女》的文章，开始向浩然发难，不少省市报刊盲目跟风，一些心怀叵测的人趁机泄愤，一时闹得沸沸扬扬，浩然为了保住手中的笔不被夺去，是如何忍辱负重，度过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之后，他又是如何下定决心，立志东山再起；如何以重病之身，扎根农村，埋头苦写，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废寝忘食，刻苦奋斗，舍命拼搏，陆续写出了一大批短篇、中篇、长篇小说新作，并终于奉献出了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可称之为他“重新崛起”的扛鼎之作《苍生》……对这一切，本书作者，用他那饱蘸情感的笔，都写得细致入微，条理分明。

    对于本书的内容，我不想作过多的具体介绍。读者读完全书，自然会一目了然。我只想说的是，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它对浩然一生的生活经历和文学创作经历，以及浩然各个阶段的心路历程，作了最确切、最翔实的描写；这是一本具有十分珍贵史料价值的书，是关心、热爱浩然及其作品的广大读者，尤其是浩然的研究者，值得认真一读的书。

    是为序。

                                    2013年7月8日于呼和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