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先生去世了，整理出旧作一篇，纪念他。 

凡是出生于６０年代或５０年代的人，不能不说都是浩然的读者。我是其中的一个，他的《新媳妇》、《喜鹊登枝》、《艳阳天》、《金光大道》，我是耳熟能详的。看过不少有关评论浩然的文章，细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条，一是如何给这个作家定位。二是这个人在“文革”期间有无非常激进的表现。评论家的评论喜欢使用主流和非主流、公式化、政治图解这样轻率而又含混的字眼来形容“文革”期间的文学创作特色，这样很容易抹杀一些作家的贡献的，比如说浩然，这对他是不公平的。

浩然的作品，在我看来是比较忠实而又细腻地表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风貌的。从本质上说，他是以一个农民的眼光来看待他那个时代的，他的思考和写作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狂热的成分，就像我们建国初期那批从现代文学走出来的作家热情地讴歌新的国家新的时代一样，这种情结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个人——尤其是作家——能写出如此丰富的作品是值得敬佩的，除了勤奋，激情，还需要才华。这些，浩然是具备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和柳青、赵树理可以划为一类的作家。不幸的是，我们在彻底否定那个时代时，他被一起否定了。

浩然的人格问题，杨沫、管桦、马峰等一批老作家都替浩然作了证明。作为浩然多年的老友，杨啸在受牵连而被审查时，依然坚信浩然人格上的清白。当时，浩然曾让马峰给其他人送信，让老作家们不要急于写作。马峰很是不理解浩然的暗示，很快，一场批判山西《三上桃峰》的运动开始了。就是在大寨期间，浩然还装病躲避江青指派的工作，并忠告马峰、孙谦他们不要参加创作组，尤其是不要当什么创作组长。这些话并不是置身其中的人谁都有勇气能说得出来的，这要冒很大风险的。浩然在“文革”期间作品走红，有人咄咄逼人地问：“这其中的原因是为什么？”似乎浩然是以出卖人格而享受到那样的待遇的。那个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没有出书都没有写作，也并不是都不讴歌所谓的主流意识，但我印象中没有一个人写的有他那么好——《艳阳天》中一个“弯弯绕”的人物是何等活灵活现。那些所谓的正面人物倒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浩然蒙受的不公是时代的不幸，也是我们中国人对待看待人和事物的一种习惯所致，个人的命运总是卑微的，总是随着时代的起伏而起伏的，这样的例子多不胜数。不过，浩然的沉默是一种对抗和自信。他相信是非自有公断。我想，假如不是疾病的折磨，他又要投身到乡下去，去为农民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