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贼的日子

张亚凌

我的童年岁月，是一段充满饥饿回忆的日子。

　　记得大哥割猪草时偷偷地挖了生产队一窝红薯，自己一口气生吃了仨，还剩下两个藏在笼底带回家。大哥真是饿晕了头，竟然忘记了母亲平日里教导我们做人要诚实、本分。一到家，他就迫不及待地取出红薯，用衣袖擦了擦，让我和二哥吃。恰巧母亲推门进来，一把夺过我们手里的红薯，训斥了半天还不解气地狠狠地打了大哥。拿着被我们咬了一下的红薯，母亲似乎很为难：上交吧，就等于承认自己的孩子做了贼；不交吧，的确不合她的为人。

　　大哥呢，哭得也很委屈。割猪草的那几个孩子都偷，又不是他一个人偷。人家没吃完的，扔了，怕被看守的大人检查出来。而他，是想着我们俩才带回来的。而我们，倒不理会大哥的脸是不是被母亲打疼了，更关心的是被母亲夺去的红薯将如何处理。

　　已经上了床，母亲将红薯丢给我们，没好气地训斥道：“整天都想着吃吃吃，活到世上就是为了吃……”我们才不理会这些，赶忙抢在手里，啃起来，甜甜的红薯汁顺着嘴角直流。母亲一看见我们的吃相更生气了：“看你俩那熊样，总有一天，为了吃糟蹋自家……”

　　母亲说着说着，火气又上来了，过来夺了我们手里的红薯：“偷的东西还吃得有滋有味，还有没有廉耻？”我们却不曾低头表现出半点悔过，单等着被母亲训完后，将红薯扔过来，接着吃。

　　如今想来，那会儿的母亲，心里一定很难受：她不能抗拒的，是儿女们的饥饿；她不能原谅的，是儿女们满心只想着吃。

　　母亲和父亲有事去外婆家，呆了一天一晚，第二天大清早才赶回家。其间，大哥领着我们偷了一次，这次偷的是玉米棒子。偷来之后，我们没敢煮——害怕煮熟后，玉米的香味暴露了我们的行径。等呀等，到了半夜，大哥领我们起来煮玉米棒子。真香，我一连吃了俩，还能吃得下，只是没那么多了，大哥二哥每人一个半——就偷回来五个。

　　第二天，大队喇叭就响起来了：“有些人做贼心虚，三更半夜煮偷的玉米。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鼻子也不是摆设……”后面就是点我父亲母亲的名字，进行声讨。

　　母亲训斥我们：“不是光咱一家子饿，全村人都饿——全村人都当贼了，能把庄稼分给大家？管不住自家的手，管不住自家的嘴，能干成啥事？偷，总归是坏毛病……傻娃，饿着谁能睡着觉？白天有事打搅，有东西充饥还好点。天黑了咋办？——还天黑了偷偷煮，真是笨到家了。”

后来，我在路遥的一篇文章里看到这样一段话：“上数学时，我就不由得用新学的数学公式反复计算我那点口粮的最佳吃法；上语文课时，一碰到有关食品的名词，思维就固执地停留在这些字眼上；而一上化学课，便又开始幻想能不能用公式化合反应出什么吃的东西来……”由此，我明白，在那个年代，不只是我，许多人都为了吃而绞尽脑汁。

                                      刊于《今晚报》9月11

715399  陕西合阳城关中学    张亚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