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乃当年亚洲“糖王”黄仲涵的掌上明珠，因此这桩婚姻自然给顾维钧带来了经济上的大力支持。

摘自《半世繁华：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 作者：杨红林  东方出版社

北洋政坛上曾有这样一个著名的“段子”：有一年许多人鼓动顾维钧出面组阁，事前有人问政坛元老章士钊：“顾少川要组阁，你看可能成为事实吗？”结果章士钊很痛快地回答：“以顾夫人的多金，少川要当总统也不难，岂仅一个国务总理！”不久，顾维钧果然组阁。

段子里的顾夫人，正是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黄女士乃当年亚洲“糖王”黄仲涵的掌上明珠，因此这桩婚姻自然给顾维钧带来了经济上的大力支持。

 关于顾维钧与黄蕙兰的相识、结合及分手，实在有太多太多的故事。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顾维钧此后近40年的外交生涯中，夫人黄蕙兰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为他的传奇增添了许多色彩。

常言道，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有一个成功的女人。这话若用在顾维钧和黄蕙兰身上恐怕再贴切不过了。 

自从成为顾夫人后，为了帮助丈夫的事业，黄蕙兰的确付出了很多，尤其是在财力方面。在那个年代，由于国家贫穷落后，中国的外交官们也很难得到国际尊重。别的不说，单是驻各国使馆硬件设施的寒酸程度就常常招致人家的白眼。结婚不久后，尽管黄蕙兰也曾经历作为公使夫人觐见英国国王的荣耀，但一回到他们要长期生活的地方——驻英公使馆，兴奋之情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在那间老房子巡视了一圈后，黄蕙兰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使馆破旧的房舍和简陋的家具陈设，严重影响了丈夫在国际外交界的地位，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便是下大力气装修使馆。

说起这驻英使馆，也算得上故事颇多的一所建筑了。原来早在1876年，当清王朝派驻海外的第一位使节郭嵩焘奉命来到英国时，便选中伦敦市中心波特兰大街49号这座精美的房子作为公使馆。这座砖木结构的楼房原建于1785年，外型美观，内部装饰华丽，是英国18世纪的流行建筑，设计者则是大名鼎鼎的英国建筑师罗伯特·亚当和詹姆斯·亚当兄弟。虽然此后国内政权经历了多次更迭，但这里始终作为中国驻英使馆，一直沿用至今。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当年在进行革命活动时还曾在这里差点丢了性命。

进入民国后，原清朝驻英公使馆由民国历届政府继续承租，1926年4月又租用了邻近的51号，此是后话，暂且不提。却说顾维钧初次出任驻英公使不久后，便携新婚夫人黄蕙兰入住波特兰大街49号。不过对于住惯了豪宅的黄蕙兰而言，中国使馆的一切都是那么寒酸，简直令她难以忍受。据说在搬家的头天晚上，顾夫人居然因床铺不舒服而一夜无眠。说实话，这所房子虽然颇有历史，但确实太陈旧破败了。第二天早上，黄蕙兰便直截了当地告诉丈夫，她要对使馆重新装修。然而顾维钧却为难地表示，北京方面财政一向困难，即使外交人员的薪水都无法正常拨付，哪里有钱装修使馆！没想到，黄蕙兰立即给父亲写信，要他寄来5万美元供自己装修使馆，并更换了所有的家具陈设。经过顾夫人的一番精心打理，中国使馆终于焕然一新，顿时提高了好几个档次。看到眼前的一切，顾维钧自然也感到高兴，不过他又郑重地对妻子说，中央政府是不会付这笔钱的，而且将来如果自己一旦离职也不能带走那些家具。结果黄蕙兰却淡淡一笑说，我父亲是爱国的，这笔钱就算是为国家挣面子吧。

从实际效果看，黄蕙兰慷慨的举动还真为国家挣了面子。要知道，放眼全世界，外交圈都是极讲究“面子”的。当波特兰大街的中国使馆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后，很快就成为伦敦外交界热议的话题和频频拜访的对象。所有这一切，对于顾维钧开展工作显然大有裨益。

不过后来的情形还真被顾维钧言中了。他这次出任驻英公使果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不久后他便赴美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了，而之后就在回国述职时阴差阳错地留在北京，在国内政坛闯荡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直到1941年，时隔20年后，顾维钧才以驻英大使的身份再度入主波特兰大街使馆。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岁月流逝，黄蕙兰当年精心装修的房屋也渐渐失去了光彩，再度破败。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英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后，鉴于房屋年久失修，中国政府向英方提出了重建计划。几经波折，最终经英方同意，原楼于1980年全部拆除。重建工程于1985年9月竣工，不过重建时恢复了外立面的原貌。

不管是争强好胜的缘故，还是真心想帮助丈夫的事业，财大气粗的黄蕙兰在掏私房钱方面从不吝啬。1932年，顾维钧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驻法公使，1936年又被正式任命为驻法大使，直到1941年才卸任。在此期间，随丈夫来到巴黎的黄蕙兰在此大显身手，充分施展自己的交际才能，同时也着实显示了娘家雄厚的财力。

就如同10年前在伦敦一样，黄蕙兰随丈夫抵达巴黎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斥巨资把破旧的中国使馆修葺一新。最初，公使馆在巴比伦街的一幢楼里租了两层，楼里还有许多其他房客。没想到顾维钧第一天去上班，就遇上一户房客家里死人出殡，大门上挂着黑纱。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有一天，顾公使坐在办公室里，忽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对方要预订当晚的电影票。原来公使馆旁边就是电影院，属于同一个房东，而电话线竟是合用的！此外令人难堪的是，有时楼上公寓的房客不知道楼下是中国使馆，因此常对使馆的工作人员呼来喊去，甚至把要洗的衣服丢到中国人面前。而且那个街道很狭窄，每逢递国书的时候，法国总统府派来的礼车就不能进入使馆门前，只能停在街道口外。或许是由于这些原因，顾维钧迟迟没有去正式到任。直到1936年中法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后，顾维钧才在政府的支持下以500万法郎的价格买下了乔治五世大街一幢四层楼房。大楼为大糖商、国民议会议员勒伯第之妻于1892年向巴黎赛马公司买下乔治五世大街11号的地皮后修建。1901年，她将该房产赠与其女波旁·德卢浮尔夫人。1936年波旁·德卢浮尔夫人去世后，将该房产留给了她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外孙女。从1937年3月1日起，这幢楼就正式成为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馆址。自从有了新的大使馆后，黄蕙兰便精心布置这里的一切，不惜花钱进行装饰，从而使得这里迅速成为巴黎外交界的中心。

对于黄蕙兰的鼎力相助，顾维钧无疑发自内心的感激。即便是后来两人分道扬镳，他也在回忆录中这样说：“她很帮忙，昔在巴黎时，帝俄时代的王公伯爵都逃亡法京。他们虽失政权，但在法国的高级社会里拥有势力。她喜欢和他们结交，并以此自傲。在使馆里常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招待他们。”当然，对于自己所做的这些努力，黄蕙兰本人也是颇有成就感的，她曾不无得意地说：“法国，以及别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要根据维钧和我的表现来确定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我们是中国的橱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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