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立天地之间，其逾远而弥存者惟以事功，或德望，或文章。事功推于当世，德望见诸后世，而文章其称名远者，多际遇不测，没于其生之所称。晋陶士行，性睿聪敏，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其誉名后世者以事功。宋季江古心，内葆孝直，外闻贞义，创立白鹭洲书院，而庐陵一时之国士兴，此事功兼德望者也。元陈经归先生，不求闻达，绩学好古，精于《易》、《礼》，发皇二程精义，都讲洙泗遗铎，是闻风而兴起者，盖著述文章一途焉。此三先生，皆吾都昌士产也。

维其时也，改革风炽，文化稍稍兴复之象。牧是邑之诸公，高明必果，虚受群言，驰心鄱湖生态文化建设，用是有南山客厅文化墙之役。文化墙者，遵南山之麓而西，面东湖，南览鄱湖浩瀚，西毗一中气象。一中者，元经归书院之旧址也，广而新之，百年来仪，吾县才士翔翥湖山，独立云表，今殆其时耶？盖山水蕴秀，人文方滋，幽赞地理之灵，神明风物之盛，文化兴复，洵其大矣！廊碑成列，序品三区，引喻之为墙，择自晋陶渊明以来，歌咏县邑湖山风俗之美者诗篇若干，当代书法俊彦书丹，镌刻于其上。瞻彼贤达，颂诗兴感，楷式方来，怀抱民瘼之苦，缉熙清明之和，民安其政而乐从其游也，不亦客厅之挥麈，门闼之延佳客者哉？

诸公慕陶士行之风，而袭其遗迹，则其为人与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是事功推于当世而名垂于后代者；邑人慕诸公之政而安乐之如此，则诸公之为政于是邑者，又可知矣。此邑人之所欲书，而余之所欲因慕，逾远而弥存者也。至若晴湖景明，星斗其文，鹤雨峰鬟，神怡天伦，望春水以想象，采南山其如芳，空旷有无之间，以备登高之旨，穷文人之极目者，宜其览者自得之。

修水朱公发炳、大沙吴君德胜来京，嘱记于余。余谨案三先生之遗事，掇而序之，以为逾久而弥存之说，以塞朱公盛意，待来者以详考焉。县邑后学阳峰柳磬如，二〇一三年元旦

    二〇一二年冬，副县长朱发炳、吴德胜兄来摩罗工作室，邀余午餐，遂有嘱记云。

    本学期课程结束，心思伤乱，无心力撰此序文（还有文债五篇，不知能清偿否？）。近三日床上之所思，公交车上之所想，意思皆不新鲜，而文义未有关乎紧要者。中午读欧阳文忠公诸文，有意其为人，臆有感焉，是将“立意”归墟在家乡都昌往古的人物上面。陶渊明的祖父陶侃以事功名；南宋最后一位宰相江万里以德望贞义闻，江万里在庐陵兴复古学，创立书院，一时人才若刘辰翁、欧阳守道、文天祥出焉；元代著名礼学家陈澔承垂程朱遗芬，精于《易》《礼》，有《礼记集说》，可谓文章著述者也。此三先生，是我县的名人，分居三不朽之列。

    今改革之盛，文化复兴亦烈。而文化极其要者，窃谓仍在三不朽之域，或以事功，或以文章，或以名望。不然，一切项目，更若著述，与劳民伤财、徒溢一时之耳目无别，故我叙毕县领导客厅文化墙之举，略申人物盛衰之有由，而于今年刚建好的县第一中学，尤瞩目焉，以为后起之秀，览斯文而生顽廉懦立之概。另外，对于“客厅”解释，颇有文化新意。此之“客厅”，抽象旷阔之谓，非文化逸士之奢侈品，亦非政要赏山玩地之胜地，纵然客居过往旅游者，亦当以斯地民瘼之苦为念，方乃为“有物”焉者也。假若各等人士，亲临其境，颂诗而感发，怀抱民生多艰，而沐清明和谐，则民众安怀其政而能随从其后者，此宋代欧阳修、范仲淹之遗风，今其存者耶？如存者是，则自有客厅之挥麈，门闼之延赏佳客也。

    第三段，照应篇首，辅以时义。县领导之有为，民众自然安其政，其可知与否，自不待言，千秋之下，固有定论。诸公心知焉，民众心知焉，文人心知焉，余亦自知焉。然为“邑人之所欲书，而余之所欲因慕”，乃是“逾远而弥存者也”。此关涉民生，有裨家国，是为最重要。至于文人雅士的风花雪月，若范文正公序滕子京《岳阳楼记》，又岂在题中之义乎？此最其次也。故略之。

    末一段，交待写作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