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历史的书堆里，看到了清乾隆年间毕沅中状元的一段趣事。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三月，毕沅参加会试。会试分三场，初九、十二、十五日各一场。四月发榜，毕沅榜上有名。能否登科，还得看四月二十六日的殿试。殿试时间为一白昼，未能完卷者，列入三甲之末。会试中选的人，不敢松气，紧张地准备，以期考中。他中状元前在军机处当值，在那年的四月二十五日夜，他与同僚储重光、童凤三人在军机处值班。此三人之前都顺利通过了会试，准备参加于四月二十六日举行的殿试。储、童二人想回家准备明天的殿试，便对毕沅说：“我俩书法好，有望夺魁。你书法又不行，今晚就替我俩值夜班吧，我俩回去准备准备。”当时清朝殿试的确有偏重书法的现象，而毕沅为人老实本分，加上书法又的确不行，虽心有犹豫不甘，但碍于情感，尤深知自己能力有限，状元之位有差距很，便也答应了。夜深人静，毕沅无聊之际，无意间翻阅了一份重要奏折，那是一封甘总督关于新疆屯田事宜的重要计划，这是朝廷的独立开发项目，好奇心促使他捧起奏折，开始研读，里面详细的描述里新疆屯田的策划和意义，他完全被奏折中的内容所吸引。没想到，次日殿试考时务策，题目正是关于新疆屯田事宜的。毕沅胸有成竹，挥笔立就。在答卷上，毕沅用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深度分析，展示出他在新疆屯田方面的专业知识与洞察力。第二、三天，诸读卷大臣在文华殿阅卷。毕沅的楷书不太好，但立论高深，倍受读卷大臣的关注，列为第四名。第四天，乾隆帝在中和殿听读卷大臣读卷，没有直视卷面，对毕沅的卷子极为欣赏，钦点为一甲第一名为状元。诸重光得了一甲二名，即榜眼。而童凤三位列二甲第六名。当诸、童二人得知毕沅那晚的事后，无不嗟叹。开榜结果，毕沅高中状元，正式开启了他的职场生涯。
悉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毕沅于顺天府乡试中举人。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以举人身份授内阁中书，负责撰拟、结写诏令。后来入值军机处，担任素有“小军机”之称的军机章京，负责撰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就在毕沅三十而立之年，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三月，毕沅参加会试。四月参与殿试，被乾隆帝擢为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毕沅中状元后，被授予翰林院修撰。他的仕途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升翰林院侍读学士。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迁左庶子，一路攀升非常走运。
得知毕沅的这段科举奇遇，不觉心中一惊，吾本在此人生段，却和毕沅有着惊人的相似。作者是县立老三届独有一班的高中六七级毕业生，时因文化革命运动，全国大学停止招生，打破了自幼朝思暮想的大学梦。1968年只有按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村是广阔天地，到那里大有可为”的教导，回到家乡，一边学习，一边劳动，还积极参加当地农村的社会活动。受到干部群众的欢迎和爱戴，被群众推选为大队干部，1973年入党，1975年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也刚刚进入三十而立之年，1977年元月被县委组织部，考察招干，提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兼大队党支部书记。正在我激情满怀的工作岁月中，突然传来改革开放的特大好消息，停止了十年的大学招生，1977年恢复高考的大好喜讯，自己也被组织推荐，7月参加高考，使我激动得彻夜难眠。
高考这天，我兴致勃勃来到考场，信心百倍地参加考场冲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高考一般就是考语文、数学两课，各有大题五至六道，小题若干。打开语文试卷一看，作文题“时刻听从党召唤”，我读书历来非常喜爱语文写作课，小学初中作文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讲解。所以拿着试卷稍作构思，就刷刷刷，一挥而就，约800余字的一篇抒情散文就跃然试卷，剩下的语文基础试题也不在话下。数学除基础计算题外，一般都有两道拿分的文字题很难，至少得有三四十分吧。打开试卷一经浏览就是一喜，最难的这两道文字题，恰好正是前不久几个家乡高中学生，弄不懂来找到我，在一起研讨讲过的，好像是汽车速度和道路桥梁方面的内容，原题原样没有一点改变，弄得滚瓜烂熟，就按先易后难的原则，很快做完，再来慢慢选择答完其它试题。轻松考完，得胜归家，就等待着阅卷后高校录取。
几月之后听到参考的同学录取的消息，自己一点信息也没有，大概是名落孙山吧。当下肩上担子很重，乡村基层干部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针穿，繁忙的工作，紧张的情绪，对此也没有过多的在意。但在工作之余偶尔也会思考，如此情况为何落榜，也成为内心深处一个难以琢磨的迷。“时刻听从党召唤”思想，脚踏实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过了数个年月，才得知当下高考阅卷时，主管领导认为我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学校时是造反派，将考卷取出置之案外，根本就没有进入阅卷过程。自己就完全成为了派性权力者的牺牲品，痛心疾首难以平静，但时代的发展，全社会早已消除了文革动乱时期的阴影，那些胡作非为者也已作古。自己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党政领导干部，只有自我安慰，虽失去了更高学府深造，未能成为更高学识的人才，为党和国家做更多的贡献，正如吕蒙正之言“时也，运也，命也”。在工作之余挤时间读书学习，获得了自学“语言文学专业”大专文凭，圆了个大学梦。高考的运气就远远没有毕沅好，他神奇的机缘巧合到底是从何而来，是“上天眷顾”，还是自身的造化？其往后的人生道路到底如何，是我非常关注想了解的问题，于是追踪走进了毕沅的人生。
毕沅，字湘蘅，一字秋帆，小字潮生，自号灵岩山人，祖籍安徽休宁。公元1730年9月29日，生于江苏镇洋（今江苏太仓）。毕沅并非名门世家出身，幼年就失去父亲，全靠母亲张藻培育成人。张藻，约活动于清雍正至乾隆（公元1723年——公元1795年）年间。字于湘，江南青浦（今上海市青浦区）人，张之顼女，母为才女顾若宪，幼承母教。尝咏梅云：“出身首荷东皇赐，点额亲添帝女装。”张藻是颇有名气的清代才女，不仅能诗，而且学问渊博，著有《培远堂集》。毕沅在母亲的指导下，六岁时就能读《诗经》和《离骚》，十岁通晓声韵，十一岁习制举义，十五岁能作诗文。随后，张藻又亲自把毕沅送到苏州灵岩山，拜著名学者、诗人沈德潜和经学大师惠栋为师，以进一步拓宽视野。后来，毕沅中状元当官，离开京城到陕西任巡抚，张藻还以母亲特有的情怀，作54句270言《训子诗》（见文尾），殷切期望儿子“不负平生学，弗存温饱志；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张藻病故后，乾隆皇帝特赐御书“经训克家”四字褒扬。毕沅为了铭记母亲和皇上的恩赐，特将室名称作“经训堂”，将自己的诗文集名为《经训堂集》。
有其母方才有其子，然而，毕沅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成就和对国家的贡献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毕沅状元及第，被授为翰林院修撰。历任翰林侍读学士、太子左庶子、巩秦阶道道台、安肃道道台、陕西按察使、陕西巡抚、河南巡抚、湖广总督等职。乾隆四十四年，毕沅丁母忧，辞职。乾隆四十五年特谕，著署理陕西巡抚事。乾隆四十六年，毕沅以身在陕西，闻甘肃争立新教相互仇杀，他能调度军事，使事事妥贴。御赏毕沅一品顶戴。乾隆四十七年，毕沅因巧饰积弊而降为三品顶戴。乾隆四十八年，复还原职。乾隆五十年，毕沅调为河南巡抚。乾隆五十一年，山西富户趁河南受灾而放债折地，使贫民无业。毕沅奏报后，谕以原价赎回。受奖而升湖广总督。乾隆六十年，毕沅复任湖广总督。期间曾处理河南赈灾，荆州治水等重大事务。后因事被贬为山东巡抚。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复授湖广总督，兼署巡抚。石三保起义爆发后，毕沅奉命到荆州、常德等地筹办粮饷、军火；又率军镇压湖北聂人杰起义，毕沅带兵镇压。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毕沅参与镇压白莲教起义，以平定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等活动有功，赏给他轻车都尉世职。
乾隆朝状元毕沅的仕途极为顺畅，一路做到一品大员。他既是位显赫的官吏，博学的学者，还是位收藏家，精于古物的考证和鉴赏。其墓出土各类精美文物111件，其中有极为精美的金冠一顶，以及玉器26件。除首饰玉、服饰玉等清代玉器外，多数为明以前古玉及仿古玉，宋代玉冠颇为罕见，另有4副玉带，2盘翡翠朝珠，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赤壁吹箫夜月明，九嶷如黛吊湘灵。使君大有离骚意，梦忆黄州楚颂亭。清容真鉴定何如，怀古风流世已虚。留得苏家残墨在，祗今人说毕尙书。”这是嘉道文人陈文述题于《东坡楚颂帖》的一首诗，此帖旧为毕沅所藏，陈文述见后作诗跋于帖上，追念藏主当年的“清容真鉴”和“怀古风流”。仕宦毕沅，功名不终。但他学问广博通畅，经史、文字、金石、地理、传统历史等学，无所不通，善书能画。历时二十余年续成《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藏书十分丰富。还有《传经表》、《经典辨正》、《灵岩山人诗文集》等。毕沅位高权重，一生热衷收藏鉴古，在官署和私宅都积蓄了大量金石书画。毕沅嗜好古玩，是收藏家，搜罗不少佳品。《清明上河图》原来就在他的手上。因此，他的门生下属都在这上面用心。一日，正值毕沅60大寿，放出话来礼品一概不收。有位县令派家丁送来古砖二十方，篆纹斑驳，年号题识，古色古香，非秦既汉。毕沅大喜，唤来家丁说：“我虽通告寿礼一概不收，你家主人能留意此物，决非俗吏，非比寻常之礼，就收下了。回去后代我致谢，过两天还会写书信再致谢忱。”这个家丁得意忘形，赶紧跪下禀告：“我家老爷为给大人庆寿，无物可敬，特地找来工匠，在衙署制造此砖，主人亲自监督，从所制的砖中挑最工整的，敬献给大人。今蒙赏收，家主荣幸之极。”毕沅明知为赝品只有无奈一笑作罢。不过，毕沅倒是个名副其实的藏书家。
毕沅一生为政清廉、礼贤下士。他性情儒雅和易，爱才若渴，当时，名士们多敬其人、游其门。清朝时期的诗人、画家、政治家宋荦，字牧仲，号漫堂、西陂、绵津山人，晚号西陂老人、西陂放鸭翁。曾“岁以万金遍惠贫士，人言宋牧仲后一人”，身边常名士云集。当时的著名诗人黄景仁由于不愿当官，又不知理财，生活贫寒。一天，毕沅读到他“一家俱在西风里，九月寒衣未剪裁”的诗句，马上派人送去银子五十两。后毕沅又为他出资谋得县丞之职，遗憾的是黄景仁还没有到任便病逝了；毕沅又资助经费，抚养其母亲，还为他整理出版诗集。祖籍歙县的著名文人汪中与毕沅没有见过面，有一次跑到毕沅的衙门，递给门卫一张小纸条，只说住在某某客店，转身便走。门卫将纸条呈送毕沅，只见纸条上写道：“天下有汪中，先生无不知之理；天下有先生，汪中无穷困之理。”毕沅看罢，哈哈大笑，立即派人送去白银五百两。清代经学家、诗人程晋芳初入幕府时，毕沅勉励他多读些书，程晋芳说自己“行箧无书”。毕沅当即传令吩咐：“程老爷倘若买书，请给钱。”程晋芳因此得以博览群籍。清代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书法家、经学家孙星衍居毕沅幕府时，恃才傲慢，“狂而好狎侮人”，幕僚们联名告到毕沅处，要求驱逐他。毕沅听后，很不高兴，说：“我请来的人，你们怎么能赶走呢？即使不与他共处，也还有别的办法。”于是特地为他构筑一室，让孙星衍单独居住，待遇比以前更好，还增加了薪俸。毕沅任陕西巡抚任时，一次路过一座寺院，老僧出来热情招待，谈得十分投机，毕沅忽然开玩笑地问道：“一部《法华经》，不知有多少个阿弥陀佛？”老僧从容应道：“我一个破庙老和尚，非常惭愧生成钝根。大人是天上文曲星，非同一般，不知一部《四书》有多少个‘子曰’？”毕沅不禁一愣，非常佩服老僧机敏狡黠，于是捐银为寺里添置田产，还把寺院整修一新。毕沅也好与梨园中有色艺者相狎。为给自己开脱、解嘲，毕沅曾题诗于文天祥遗像，“自有文章留正气，何曾声记累忠忱”。毕沅加以解释，叫作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毕沅还与名伶李桂官交好，李桂官，字秀章，男，清代吴县人，为戏曲男演员，隶属宝和班。毕沅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庚辰年）中进士，因与毕沅交好而被戏称为“状元夫人”。清代小说《品花宝鉴》中苏蕙芳（苏媚香）之原型。毕沅也好与梨园中有色艺者相狎。为给自己开脱、解嘲，毕沅曾题诗于文天祥遗像，“自有文章留正气，何曾声记累忠忱”。毕沅加以解释，叫作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清朝时期的著名史学家和诗人赵翼，曾有诗歌《李郎曲》描述李桂官与毕沅之间的情感。李桂官在毕沅中进士之前就已经认识，李桂官服事毕沅最为殷勤，生病时为他“称药量水”，出入则授辔随车。李桂官还为毕沅买来素册界乌丝，劝他勤习殿试卷子。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毕沅果然一举夺魁，得以状元及第，带着李桂官赴樱桃宴（新进进士的宴会），老臣史贻直是康熙三十九年（也是庚辰年，公元1700年）的进士，在座中听说李桂官到场，笑着说：“我抹一抹老眼，想见见状元夫人。”可见李桂官名声之大。毕沅到陕西任职时，李桂官前去探望，路过金陵。此时他已经快三十岁了，仍“风韵犹存”。袁枚见后，作长歌相赠，并为其《劝毕公习字》作序说：“若教内助论勋伐，合使夫人让诰封”其意为：如果对内助也论功赏勋，应该让夫人接受造封。
浪漫的夫妻还莫过于毕沅，毕沅的夫人汪氏美丽、聪明且贤惠，与毕沅成婚后伉俪甚笃，却在三十多岁时病故。毕沅悲痛欲绝，曾作有《江雨山房》悼亡诗三十二首，追思夫妻恩情。清朝时期的文学家、诗人、戏曲理论家和藏书家李调元，于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路过西安时，见到了这些悼亡诗，不禁赋了一首四绝，其中有“云鹣连理恨无穷，伉俪凄然一卷中”之句。后在苏州发现他和妻子的合葬墓中，出土了一个精致“同心盒”，里面装着两人的头发和十六字感人肺腑之语：“结发恩深、同穴同衾、天长地久、生死同心”。
民间流传着“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毕沅在陕西巡抚任上，他亲赴山野，考察文物古迹，制定措施，保护古代帝王陵墓，修整碑林。在其幕府众多学者的帮助下，编成《关中胜迹图志》《关中金石记》等著作。毕沅于经史、小学、地理无不通晓，著有《传经表》《说文解字旧音》《音同义异辨》《续资治通鉴》等。他又善为诗，有《灵岩山人诗集》传世。在陕西的名胜古迹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各种陵墓；在这些陵墓的正前方，大多都树立着一块碑，由清代陕西巡抚毕沅题写，所以它被俗称为“毕沅碑”因而毕沅就是一个立碑达人，在陕西那段时间从政经历尤为精彩，自古陕西帝王陵墓很多，毕沅对这些陵墓都实地去勘察、考察墓主人，陵园范围后亲自建立标志，立碑说明。即使在非常边远的墓都不放过，在那些边远地区的墓前都可看到毕沅所立的碑。随着时间地流逝，有的地方墓碑损毁了，比如蓝田辋川王维之墓就不在了。在人们的眼里这些墓碑成为了毕沅存在的载体，仿佛没有毕沅，来西安旅游都有个失落感。西安的碑林早在宋代就有了雏形，但在公元1555年的关中大地震中，很多重要的石碑都倒塌，房屋也毁坏了，毕沅当时去那里调研，亲自参与修缮碑林。重新修善好房屋和断裂的石碑，还把散落在民间的汉唐碑刻都汇集在一处，集中修缮管理。还以此专门编撰了《关中金石记》，记录了上到秦汉，下到金元时期的很多重要石碑资料，收集了秦汉至金元的797通碑志石刻。毕沅苦心研究，对西安城墙的排水系统进行了补建，维修，使雨期城墙排水非常通畅，彻底根治了城墙积水的问题。他在职期间身体力行，跑遍了陕西77个县的山山水水，完成了30卷70万字的《关中胜迹图志》，记录了大量的名山大川、宫阙、寺庙的信息，对时代发展的历史起了重要的作用，至今都有着指导作用。
悉毕沅在陕西立建众多碑记中，最具有价值的当数陕西延安，黄陵县黄帝陵前的“黄帝陵”三个字碑。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于陵前题碑“古轩辕黄帝桥陵”。自此以后，桥陵之称更为闻名。尽管现在看到的那块碑，“黄帝陵”三个字已经不是毕沅所写，因中间被打磨掉了两次。现在“黄帝陵”三字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批示请周恩来总理部署对黄帝陵进行维修保护，并委托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政治家郭沫若题写“黄帝陵”碑。但正是因为有了毕沅写的那块碑，那个地方才逐步成为了华夏民族的精神坐标。有了那块碑，才有了1912年孙文的那篇祭文：“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寥寥32字，表达了炎黄子孙对始祖的感恩追思之情。有了这块碑才有了1937年4月5日国难当头之际，两个不同信仰的国共两党派共同的祭祀。
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六月，毕沅手足麻木，嘉庆帝赐“活络丸”药。七月初三日（公元1797年8月24日），毕沅在湖南辰州的当阳旅馆中积劳病逝，享年六十七岁，归葬于灵岩山的东北麓。嘉庆帝闻奏，诏赠毕沅太子太保。但说他在湖广总督任内失察过多，未加谥号。八月，被追夺太子太保。毕沅死后被葬于苏州吴县木渎灵岩山麓上沙村。
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太上皇乾隆帝去世，嘉庆帝查办和珅，将其抄家、赐死。毕沅与和珅颇有来往，受和珅案牵连。那是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的宠臣和珅四十寿辰，毕沅讨好巴结，没有“币帛贺之”，而以赋诗四首相赠。被坐罪抄家，革除世职。嘉庆帝于是追究毕沅在湖广办理“教匪”失察，下旨不准承荫，革去长孙承袭世职及次子承袭荫生，籍没其家。究其原因有二：
其一：毕沅一封奏疏引发的风波：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在位已经一甲子的乾隆皇帝为了践行在位时间不超过祖父康熙的诺言，决定禅位给自己的儿子、皇十五子永琰。第二年，也就是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正月，举行禅位大典，嘉庆继位为皇帝！刚刚接受禅位不足12天的嘉庆皇帝接到一封奏疏，是湖广总督毕沅上的奏折。在毕沅奏折里，有一句话：“仰副圣主宵旰勤求，上慰太上皇注盼捷音。”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概意思就是，我们要对得起宵衣旰食的皇帝，同时也要告慰太上皇盼望前线打胜仗的心思！然而就是这句话，惹恼了乾隆皇帝。原来，乾隆皇帝虽然禅位给了嘉庆皇帝，但鉴于以往的历史教训，太上皇往往没有实权——深受权力毒害的“权痴”皇帝乾隆岂能忍受离开权力的滋味？于是决定“让位而不授权”，自己仍大权独揽，反而称嘉庆皇帝为嗣皇帝。就在此时毕沅的这封奏疏上来了，居然把乾隆这个太上皇放在儿皇嘉庆之后，于是乾隆下诏申饬（shenchi，告诫）毕沅，并交部议处。同时，此事后，乾隆敕谕全国，告诉天下他依然大权在握，各级官员必须一如从前尊崇奉行。乾隆觉得这还不够，还在圆明园召见属国使臣，告诉他们：“朕虽归政，大事还是我办。”可以说，这对嘉靖皇帝的确是一个不小的风波，心里郁闷而不敢张。
其二：清朝廷派兵对湖北的白莲教农民起义进行镇压，军队的军需钱粮委派湖北省安襄郧荆道道员胡齐仑负责管理。胡齐仑自负责管理军需钱粮以后，任意侵贪、克扣，致使领取军饷的清军官兵多有怨言。于是两湖总督景府对胡齐仑经管的军费收支进行了审计清查。嘉庆帝接到审案官关于胡齐仑一案的审讯结论报告，为此特发上谕，严厉痛斥贪污军饷的行为，他说：”自镇压白莲教以来，至今已有四年了，所耗用的款项达七千万两之多。白莲教起自湖北，而清军的行贿馈送之风也起自于湖北。前任两湖总督毕沅，公然将军需钱粮，任由胡齐仑一人经理，恣意侵扣，实为罪魁祸首，毕沅现已去世，倘若他还活着，我将立即把他处死，以正国法。即便如此，遂以毕沅生前办事不善，动用军需，馈送银两，贻误地方而被褫夺原赐轻车都尉世职，籍没家产全部充公。””今虽已身故，岂可复令其子孙仍在官职？”故将其作官的儿子就地免职。至十月，“追产入官”。《清史稿·毕沅传》云：“嘉庆四年，和珅被查办赐死，毕沅因巴结和珅而获罪。”
近代中国的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曾以同情的心理写道：“独军旅非所长，且驭下太宽，未免蒙蔽，卒坐是被累，身后遭籍没，论者惜之。”还有一个记载是作家，书法家，学者钱泳《履园丛话》，可以说是对毕沅的人品做一个很好补充。名言和珅当权时，“欲令天下督抚皆欲奔走其门以为快，而先生（毕沅）淡然置之”。但到和珅四十岁生日时，“自宰相而下皆有币帛贺之”，毕沅也坐不住了，赋诗十首，“并检书画铜瓷数物为公相寿”。钱泳问他：“公将此诗入《冰山录》（明朝权相严嵩被革职，他的被查抄没收的全部财产，登在《天水冰山录》中）中耶？”毕沅“默然，乃大悟，终其身不交和相”。钱泳已经预见了日后和珅的倒台，于是给毕氏一个忠告；毕氏接受了，遂保持了气节。但清人同治十年进士，累官刑部员外郎陈康祺指出：“秋帆（毕沅）制府爱古怜才，人所共仰，其交和珅，慑于权势，未能泥而不滓，亦人所共知。”毕秋帆死后被抄家，也和卷入和珅贪污案有莫大关系。在陈康祺看来，作为“毕氏客”的钱泳，对这件事不要提就算了，“惟欲以拒绝权门，归功于一言之谏沮（jianju，规劝阻止），其然，岂其然乎？”欲盖弥彰，倒是弄巧成拙了。
翻阅毕沅的人生，其“民间易活、官场难处”，不是昭然若揭吗，历朝历代的有志青年、仁人志士都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生哲学的重要思想。它的含义是，当一个人在贫穷困难的时候，应该注重保持自己的品德和修养，通过自我完善和提高来增强自己的内在素质；而当一个人富贵显达的时候，应该不仅仅关注自己的利益，更应该尽力去帮助他人，回报社会，关心他人的福祉。这种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准则和人文关怀。因而努力读书学习，在科举考试，读书做官的独木桥上拼命拥挤。进入了官场，到底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自古“伴君如伴虎”，毕沅不是乾隆皇帝钦点的状元吗，履职期间倍感荣信，清正廉洁、忠诚事业。其间也有不令皇上满意之处，时贬时升，但毕沅以忠诚之心，领皇帝褒贬之意，对皇帝忠心耿耿、能上能下、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的高尚德行。就此都难以维系君臣关系，和珅是乾隆皇帝身边宠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作为朝廷重臣谁不拥近、巴结，何况毕沅不贪不占，无资无物，仅以文才赋诗相贺。乾隆禅位之事，属于朝廷大权移交大事，作为湖广总督毕沅上奏折，表明拥护其策，至于乾隆内心装的什么药，只有自己方知。这些本在情理之中，又何必转移视线，“桑树上一棒，在构树上出浆”呢！
毕沅的一生颇为传奇，他因“提前”得知殿试题目而状元及第。古代社会的上升阶梯十分有限，科举之路上无数莘莘学子十年苦读就是为了金榜题名时能建功立业，但真正能站在金字塔尖的却凤毛菱角。毕沅无疑是被幸运女神眷顾的那一个，他在考试前合理合法的得知了最终考题，并一举成功。 有人说毕沅考取状元完全出于运气，其实毕沅天生就是爱学习，在其母亲的养育教导下，学识宽广，基础扎实牢靠，他的所得只是在诠释越努力越幸运的道理。实事求是地说，毕沅一生字儿写得稍逊书法大家一筹，但他也不赖，朴实大方，独具一格，见字如人，受人青睐。否则毕沅怎么会成为一个立碑达人，他的字就以这些碑为载体得以流传至今。
对待毕沅，生前受乾隆荣宠，死后遭嘉庆抄家，真让人不可思议、不可理喻。二百多年前的毕沅，在九泉之下静心细想，他会说出：人活着真不容易，复杂的社会、看不透的人心、放不下的责任、经历不完的坎坷、躲避不了的虚伪、忙不完的今天、想不到的明天，最后……不知道自己会倒在那一天。这一辈子能相信谁？又能依靠谁？一路走来，行囊里装满了酸甜苦辣，只有衷心感谢父母给了自己的生命，特别感恩母亲养育之恩，善德在心，才能在身，终于抗逆化雨，走完了67年人生。尽管如此，但因毕沅在世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事实，他清正廉洁一生，人们还是代代相传，尊称他为毕青天。由此告诉人们，即使平凡的人生，只要你坚持长远对后世有价值的事业，一定能得到后世的景仰，得以名垂青史，那些至今屹立在咸阳原上对抗风雨、洗礼时光的石碑就是最好的证明。由此观之，毕沅的人生是自生的造化，感天动神予以眷顾的结果。
附毕沅母《训子诗》
毕沅幼年就失去父亲，全靠母亲张藻培育成人。张藻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才女，不仅诗文俱佳、学识渊博，而且品德高尚、高瞻远瞩。毕沅在母亲的悉心教导下，6岁能读《诗经》、《离骚》，10岁便通晓声韵，尤善诗文。毕沅中了状元、开始了仕途之路，任陕西巡抚。张藻唯恐儿子辜负为官的重任，以母亲特有的情怀，作54句270言《训子诗》，嘱咐儿子施展才学，不负志向，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百姓，做一个爱惜民力、勤于公务、清正廉洁、居安思危、修身养德、百姓爱戴的清官、好官。毕沅不负母托、愿将此身长报国，深得百姓爱戴和敬仰。之后，毕沅的母亲亲自前往陕西，一路体察民情，访察政声，听到长安父老都盛赞毕沅的德政和贤明时，作为母亲的她深感欣慰。《训子诗》全文如下：读书裕经纶，学古法政治。功业与文章，斯道非有二。汝宦久秦中，洊膺封圻寄。仰沐圣主慈，宠命九重贲。日夕为汝祈，冰渊慎惕厉。譬诸欂栌材，斫小则恐敝。又如任载车，失诫则惧踬。扪心五夜惭，报答奚所自？我闻经纬才，持重戒轻易。教敕无烦苛，廉察无猥细。勿胶柱纠缠，勿模棱附丽。端己励清操，俭德风下位。大法则小廉，积诚以去伪。西土民气淳，质朴鲜糜费。丰镐有遗音，人文郁炳蔚。况逢郅治隆，陶钧综万类。民力久普存，爱养在大吏。润泽因时宜，樽节善调理。古人树声名，根柢性情地。一一践履真，实心见实事。千秋照汗青，今古合符契。不负平生学，不存温饱志。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我家祖德诒，箕裘罔或坠。痛汝早失怙，遗教幸勿弃。叹我就衰年，垂老筋力瘁。曳杖看飞云，目断秦山翠。
《训子诗》字字含情，句句真挚，声声入心，可谓谆谆教育大爱无疆、循循善诱教子有方。这不仅是毕家的家训和家风，更是在教育毕沅做人、做官的风骨和气节，承载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殷切期望和深沉嘱托。它是大海上的航标，迷雾中的灯塔，黑暗中的星光，照亮孩子脚下的道路，为孩子指明人生的方向。毕沅的母亲谢世后，毕沅向皇帝详细陈述了母亲的品德贤行。乾隆深为感动，当即赐书“经训克家”四字褒扬。毕沅为了铭记母亲的教育和恩德，特将自己的居室名作“经训堂”，将自己的诗文集名为《经训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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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28 12: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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