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市中心的长途汽车站上车，南行四十多里，到一个叫王铁屯的小站点下车，右转，沿乡间小路向西步行三里，穿过一个叫马架窝棚的小村子，再西行三里，便到了我的老家——那个生我养我，谓之故乡，名为前甘沟子的小村庄。1977年我考上师范离开小村进城读书以后，直到1998年父母先后离世，二十年里我无数次往返在这条乡路上。那是一段让我倍感温馨的时光，因为有父母在，我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回家看望二老双亲。

乡路是那种没有任何覆盖的窄窄的土路，路面上有两条深深的车轱辘印。春夏之际路两旁长满野草，草丛间开着五颜六色的小花儿，有蝴蝶在花间飞舞，走在小路上一片安宁静谧。秋冬时节，田野里的庄稼收割干净了，碧空如洗，一望无际。路边的野草野花枯黄了，被白雪覆盖，小路只剩下一条勉强能够辨认的痕迹。一年四季，这条乡路像是一根结结实实的丝线，一头系着我这个出门在外的游子的心，一头连着年迈体衰白发苍苍的父母双亲的情。

念书期间和刚毕业那会儿，回老家就我一个人行走在这条土路上。每次回家除了看望父母，我还要抓紧时间干一些家里积攒下来的好多活计——自留地的耕种、除草、施肥、秋收、堆柴禾垛和修补粮仓等等，因为我的老父亲双目失明，母亲年迈体衰，腿脚不好，类似活计虽也有其他哥姐帮忙，但我也过意不去，想着回家能多干一点就尽量多干一点，于是下了长途汽车便急匆匆地往家赶。一走出马架窝棚，老远就能看见我们那个小村庄村头的大树下有个人影——那是我母亲坐在小马扎上，一边抽烟一边向这边张望着，在等我。当母亲也看清了是我从马架窝棚这边过来了，就从小马扎上站起身，迈着蹒跚的脚步向我迎了过来。往家走的一路上，母亲会不停问这问那，甚是高兴。有路人打招呼——“五嫂，你老儿子回来了？”、“五大娘，你老儿子回来了？”，母亲都高声应答，语调里明显带有一种自豪感。

忙完了屋里屋外的活计，有时候我当晚就得返回城里，有时候能在家住一晚，第二天起早赶回城里。在家住的当晚，父母就有很多说不完的话。母亲的话大多是衣食穿着之类，叮嘱我天凉了，走的时候要把什么毛衣啊、棉裤啊什么的都带上。上次回家就让我带的狍皮褥子我嫌麻烦没带，母亲为这事唠叨了好几遍，说是我一个姐姐特意跑大老远给我送来的，知道我住的宿舍冬天没有暖气，狍子皮能隔凉隔热，睡着舒服还能养身子（那时候还没有电褥子，条件好的人才有热水袋）。老父亲的话题则多是叮嘱我在外边要好好干，要争取入上党。因为我父亲那辈弟兄五个，其中我大伯父是“四类分子 ”，影响到我这辈堂兄弟姊妹二十多个入不了团、当不上兵更别想入党。说我要不是赶上恢复高考，做梦也不可能出息到城里去，吃上商品粮。还有就是叮嘱我千万不能像后院老张家大儿子那样，有家有口的还乱搞男女关系，被送进“学习班”，最后把好好的工作也弄丢了。那时候我经常给广播电台投稿，电台发表时父亲从半导体里听到过我的名字，我回家时就夸我，问投稿给不给钱什么的。他不明白那叫稿费，我说给，挺多的呢！其实那时候发一篇稿也就三五块钱稿费。父亲非常高兴，遇到街坊邻居就夸耀我一番。我知道，父母当时最放心不下的应该是我的婚姻问题，因为当时我家的经济状况太差了，我一个人在外地住独身宿舍，每月挣三十八元伍角工资，更别说房子了。父亲母亲都说这事就全靠你自己扑腾了，家里什么忙都帮不上不算，还加上我俩“老累赘”。说到这个话题时，父母亲就都有些神情黯然。我赶忙岔开话题，半开玩笑地劝慰道，这事你们就放心吧，总会有办法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父母听了这话，便又和先前一样高兴起来。

我结婚成家后，第二年女儿出生了，回乡的土路上有时候是我们一家三口的身影，有时候是我自己带着孩子回去，因为我爱人在医院工作，需要倒班，时间赶不到一起。无论什么情况，母亲都一样带着小马扎，早早地就坐在村头的大树下等候我们。那年春天我带着孩子回乡时，冰雪刚刚融化，土路泥泞，一下长途汽车女儿就非让我抱不可。当时我身上还背着两大包给父母带的东西——父亲爱吃的油炸糕是在站前的摊位现买的，为的是想让父亲趁热乎吃；老母亲喜欢吃的柿饼是我爱人几天前给准备的，这东西平时乡下见不到；还有给老母亲积攒的各种药物等等，为的是父母能省点钱。东西很重，再抱孩子就更费力了。我时而抱着女儿，时而背着她，一会又让她骑在我的后脖颈上。泥土在鞋底上越粘越厚，越走越沉，甩掉了没走几步便又粘满了。我就哄女儿数路边的电线杆，间隔一根电线杆就让她下来走几步，我歇口气，然后再抱起她继续往前走。我累得满头冒汗，女儿倒是高兴得在我肩膀上手舞足蹈咯咯直乐。就这样艰难地走到村口，母亲连忙迎上来，埋怨我说，带孩子这么费劲还拿这么多东西干嘛啊，看把你们爷俩累的。母亲想把孙女儿抱起来，我说挺沉的，道好走了就让她自己走吧，再说你也抱不动她。女儿就欢快地往爷爷奶奶家大门口跑去。那大黄狗也认识我们，高兴地摇晃着尾巴围着我们转来转去。

父亲眼睛看不见，便把孙女儿叫到跟前，把孙女儿从头摸到脚，不停地问这问那——这小手冻得冰凉，冷不冷啊？快上炕暖乎暖乎吧。比上回回来又长高不少，这小头辫儿谁给你梳的？这小脸蛋儿擦什么了，香喷儿喷儿的？孙女儿很顺从地一一回答爷爷的唠叨，让爷爷用这种特殊方式稀罕了一阵子，过一会便跑出去和邻家的小孩玩去了。我则和母亲一起忙着准备中午的饭。

母亲不光每次都要到村外接我们，临走的时候也要送到村外，然后蹲在那棵大树下，抽着烟，目送着我们走远，直到看不见我们的身影为止。这样的日子持续有十多年。慢慢地我发现回乡的路在家的那头儿好像是延长了——我们一家人再回乡下的时候，看不到村头大树下母亲坐在小马扎上的身影了。母亲的腿脚越来越不灵便，知道我们要回来，也只能坐在大门口的石头上等，我们临走时母亲也只能是勉强送到大门外。再后来母亲患了阿尔茨海默症，两腿不能走路，吃饭不能自己把饭送到嘴里，经常撒得桌子上都是饭菜。每当这时，我心里便是一阵酸楚。母亲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呆呆地看着我们。问她认不认识老儿子、儿媳和孙女，她也不说话，只是呆呆地不停地看。我们要走的时候，母亲就趴在窗台上隔着玻璃窗往外望着，直到我们走出大门很远了，母亲还在向大门外望着，望着……

母亲和父亲在间隔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先后离世，距今已快三十年了。如今那条乡间土路已经完全改变了模样—— 一抹溜平的柏油路面，路两旁是笔直高大的杨树，低矮的木头电线杆被巨大的高压铁塔取代了。我家的老屋也早已没了痕迹。每年清明节我们乘坐女儿开着的自家车回乡去扫墓。车行驶在乡路上时，我便自然而然地回想起父母都在世时那些温馨而美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