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阿胶的主要原料——用皮的演变

1 汉代以前 《神农本草经》之前是以“胶”入药，未有“阿胶”之名。“先秦有胶多种即‘鹿胶青白、马胶赤白、牛胶火赤、鼠胶黑、鱼胶饵、犀胶黄’，没有驴皮胶。表明早期药用胶的多样化”。至汉《神农本草经》已有“阿胶”、“傅致胶”之名，但也没有指明是由何种材料制成。

2 三国至南北朝《名医别录》中明确记载“煮牛皮作之”，但后魏《齐民要术》指出：“挲牛(黄牛皮)、水牛皮、猪皮为上，驴、马、驼、骡皮为次，破皮鞋、鞋底、格椎皮、靴底、破鞍、革叉，但是生皮，无问年岁久远，不腐烂者，悉皆中煮”。可见，此时认为什么皮都行。

因此，汉至隋唐阿胶与胶可同样药用。

3 唐宋 唐《本草拾遗》：“诸胶皆能疗风……而驴皮胶主风为最”，又“今时方家用黄明胶多为牛皮，本经阿胶也用牛皮，是二皮通用，然今牛皮胶制作不甚精，但以胶物者，不堪药用之，当以鹿角所作之，但功倍于牛胶，故鲜有真者，非自制造恐多伪耳”。宋《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造之，阿井水煎乌驴皮如常煎胶法” 可见此时牛皮、驴皮胶已成两大主流，且认为驴皮胶药用好于牛皮胶。驴皮胶已占主导地位。

6.4 明代 时珍曰：“大抵古方所用多是牛皮，后世乃贵驴皮，若伪者皆杂以马皮、旧革、鞍、靴之类，其气浊臭，不堪入药。当以黄透如琥珀色，或光黑如漆者为真”。前者是牛皮胶，后者是驴皮胶。李时珍又把黄明胶单列“阿胶一名傅致胶，煮牛皮作之。黄明胶即今水胶，乃牛皮所作，色黄明……非阿井水所作耳”。岂止是阿井水之差。结合陈藏器：“ 今时方家用黄明胶多是牛皮”可见当时牛皮胶、驴皮胶都作阿胶药用􀁯牛皮胶又单用作黄明胶药用。“非阿井水所作耳”只是李时珍的推测。阿井唐宋已官禁，明代已以驴皮为主，有的明代本草著作甚至指出是黑驴皮。

5 清代至今 《本草求真》、《本草述钩元》、《神农本草经读》、《增订伪药条辨》等都载：阿胶应以乌驴皮和阿井水制成，而把牛皮胶当作伪品。现《中国药典》已明确阿胶原料是驴皮，黄明胶的原料是牛皮。

6.6 驴皮取代牛皮制阿胶的原因 驴起源在非州及西亚，后扩散新疆、蒙古一带。是汉张骞通西域时把驴引进了中原地区。 西汉桓宽《盐铁论》：“赢（骡）驴骆驼，衔尾入塞”，以至《史记·匈奴传》称驴为“奇畜”。这也是《周礼·考工记》论述胶的品种时未言及驴皮胶的原因。驴适应性好、耐粗饲、繁殖力强、行动灵活，被农户广泛饲养，成为中原地区与牛马猪羊同等重要的家畜之一，这样也就有了驴皮胶。牛皮胶逐渐被驴皮胶取代，除了药效上的差别，主要是五代至宋实行的“牛皮之禁”有关。 古代牛皮军需民用用途广泛，特别是军事上制作将士的甲胄、盾牌、车马挽具及制胶用于弓驽，用量甚大。唐末五代，战乱不已， 禁止牛革筋角出境“皆输于官”，初由官收买，后作税交纳。 后唐明宗之世赏以盐，后汉法律，贩牛皮一寸抵死；宋初“民间自死牛皮筋角，并中卖入官，量为三等支作钱。其不及等者，退还百姓及许客旅贩卖。至宋仁宗时，因与契丹战争频繁，“人户自死牛马皮筋角，限半月赴官送纳”，再加上古代农业社会，耕牛是极重要的生产工具，不能随便宰杀，只有病、老死之牛皮。 正是上述原因，唐代已大量用驴皮做阿胶。宋代的牛皮胶或系民间取官府舍弃的劣等牛皮制成，以致医家认为不堪药用。黄明胶也许是避讳禁民私用牛皮，且牛皮胶黄赤透明而取名吧。

原料的变与不变

纵观阿胶的熬制历史，熬制阿胶所必须的原料，存在着变与不变的两大特点

1阿胶的原料变化

唐代《新修本草》、《千金方》等尚无有关阿胶新的资料。至宋代,经济和科学文化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朝廷多文人柄政,对医药卫生事业有所关注,不仅改进医事管理,发展医学教育,开设国家药局,而且整理了古医籍,编著了一批医方书和本草。使宋代医药学有了进一步发展,包括阿胶

熬制阿胶的原料历代有所不同。据研究：

● 唐代以前，阿胶的原料是以牛皮为主，兼用猪、驴、马等皮的多种皮胶。

● 唐宋时代，牛皮、驴皮均可作为熬制阿胶的主要原料。

● 明代以后，阿胶制作原料由乌驴皮所替代，而以牛皮煎煮的“黄明胶”与阿胶齐名，录入本草。

● 新中国成立后，阿胶的原料被驴皮所独享，并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沿用至今。

阿胶是以驴的皮经煮熬浓缩制成的固体胶。可以看出原料是驴皮，但原料的应用却有其历史的演变过程。

熬制阿胶的原料历代有所不同。唐代以前，阿胶的原料是以牛皮为主，兼用猪、驴、马等皮的多种皮胶；唐宋时代，牛皮、驴皮均可作为熬制阿胶的主要原料；明代后，阿胶制作原料由乌驴皮所替代，

而以牛皮煎煮的“黄明胶”与阿胶齐名录入本草药用；新中国成立后，阿胶的原料被驴皮所独享，并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沿用至今。

唐宋时期可以说是阿胶原料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那在这个时期，阿胶的原料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唐宋时代，牛皮、驴皮均可作为熬制阿胶的主要原料。

自唐末至宋代，阿胶的原料用皮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就是由牛皮为主转变为驴皮，且牛皮、驴皮均可作为熬制阿胶的原料。对于这一转变，历史多有解释。《图经本草》谓“寻方书所说(驴皮胶)所以胜诸胶者，大抵以驴皮得阿井水乃佳尔……故陈藏器云：‘诸胶俱疗风止泄补虚，驴皮胶主风为最’。”宋·寇宗爽《本草衍义》称：“驴皮煎胶，取其发散皮肤之外。用乌(驴皮)者，取乌色属水，以制热生风之义，如乌蛇、乌鸦、乌鸡之类皆然。”清·徐大椿《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亦谓阿胶“其必以驴皮煎煮者，驴肉能动风，肝为风藏而藏血，乃借风药以引入肝经也”。这些解释或从制作而言，或从医学理论而言，其说或有道理，然均未能讲清个中缘由，使人尽信其释。即使是李时珍《本草纲目》也对此未予深究，只是推测“大抵古方所用多是牛皮，后世乃贵驴皮”。导致这一变化的确切原因，看来很难从历代本草中得到答案，只能放眼于其他学科以求探寻。．

我国的畜牧业历史悠久，商周时，在整个生产活动中仍占重要地位。我国早期文字甲骨文、金文中所记载豢养的牲畜有马、牛、羊、猪、鸡等，说明这些牲畜在中原古已有之。但驴却不见有记裁，可能是驴在中原一直为数甚少之故。《史记·匈奴传》把驴和骡并称为匈奴“奇畜”。西汉·桓宽《铁盐论》谓“骡、驴、骆驼，北狄之常备也，中国所鲜”。汉武帝时将驴同其他珍禽异兽放置在皇家宫苑_上林苑供人观赏。西汉·陆贾《新语》把驴同琥珀、珊瑚、翠玉并列为彼时四件珍宝，可见驴以稀为贵的身价。清代学者顾炎武、段玉裁均谓：驴之为物出于塞外匈奴，至秦汉始得名，驴非中原固有之物，先秦时为数又甚少，故《周礼·考工记·弓人》在论述胶的品种时，未言及驴皮胶。

据畜牧学资料记载，驴起源于非洲、西亚及我国新疆、西藏、内蒙古一带，原为野生，后被驯化为家畜。但在汉民族聚居的中原大地，驴一直为数甚少，以至《史记·匈奴传》等称驴为“奇畜”，并视为珍宝。但随着西汉张骞通西域，发展了汉民族与西域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驴同蚕豆、黄瓜、葡萄等一起进入中原。西汉·桓宽《铁盐论》所记“骡驴骆驼，衔尾入塞”，就是当时驴大批输入中原的真实写照。驴体驱较矮小，禀性温驯，行走灵活，步履稳重，耐力持久，耕、挽、乘、载无不适宜，又有较强的适应性和繁殖力，而且较骡、马耐耕，较牛行动灵活，在小农经济时代，尤其是农户蓄养，故深得人们的喜爱，被得以广泛蓄养。成为我国中原大地与牛、马、羊、猪等同样重要的家畜之一。《齐民要术》中有对驴的饲养、繁殖、役使和农耕技术的记载，是驴在北魏时已有较多畜养的充分反映。

晋魏隋唐，驴逐渐发展成为普遍饲养的家畜，人们才能得到大量驴皮并用之熬胶，才出现了驴皮胶，并被医家应用于临床。医家才能在临床中将大量驴皮胶与牛皮为主的多种胶等的功效加以比较，并通过长期的实践得出，凡胶俱能疗风止泄补虚，驴皮胶主风为最”的结论(唐·陈藏器《本草拾遗》)。

但是，这种牛皮胶、驴皮胶均可作为阿胶药用的情况并未继续下去，至宋代即改用驴皮胶作阿胶。导致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从有关历史文献分析看，主要与五代至宋实行的。牛皮之禁”，彼时阿胶原料——牛皮紧缺有关。在长期的农业社会中，牛皮革是一项主要物资，军事、民用均有广泛用途。特别是在军事上用制将士的护甲、盾牌、箭囊、军马军车的挽具及煮胶用制弓驽等更需用皮革，尤其是在皮革中最为厚韧耐用的牛革，用量甚大，所产往往仅此即不敷应用。唐末五代，军阀割据，战乱不已，需求更多。据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载。五代时以牛革筋角为制造衣甲军器所需要，皆严禁出境。农民死牛，非经官验视，不得解剥，其皮革筋角皆输于宫，其初尚由官收买，周广顺中遂令牛革筋角作税，随两税输纳，每宙十顷纳牛革筋一付 (《五代会要》)。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田赋》载：唐五代“禁民私卖牛皮，悉令输国受点。唐(后唐)明宗之世，有司止赏以盐；晋(后晋)天福中并盐不给；汉(后汉)法，犯牛皮一寸抵死。宋袭用五代之法，宋初规定“民间自死牛皮筋角，并中卖入官，量为三等支价钱。其不及等者，退还百姓及许客旅贩卖”。至仁宗时，基于辽国与战事频繁，更改法甚严，人户自死牛马皮革筋角，限半月赴官送纳，许人陈告隐藏者，支赏。宋·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亦有后汉高租牛皮之禁最严，上党民犯牛皮二十余人，狱成罪俱当死，冯道争而免之的记载。类似的记载多而有之。正是这种原因造成五代至宋代长期无牛皮可供煎煮阿胶。

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指出：“诸胶皆能疗风，止泄补虚，而驴皮胶为最，此阿胶所以胜诸胶也。从唐·陈藏器对诸胶及驴皮胶功效的评述看，大抵唐代已用驴皮煎煮阿胶。五代时牛革皆输于官，可供煎煮阿胶的大牲畜皮张，只有驴马等皮，由于马皮皮厚张大，故人们主要以马皮制革，煎煮阿胶之皮惟有驴皮。驴皮胶既可作阿胶用，久之，牛皮阿胶自然被驴皮阿胶替代。这种替代，延至宋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苏颂著《图经本草》时，已历时百余年，沿袭成俗。苏颂也只好顺乎自然，承认现实，并将阿胶原料为驴皮阿胶录入本草，并言，煎煮阿胶牛皮、驴皮可通用。

宋朝，阿胶的制作技术已经较为纯熟，原料选择也比较讲究，苏颂所著的《图经本草》指出：“阿胶其以乌驴皮得阿井水煎成乃佳尔，今方家所用黄明胶多是牛皮，本经亦用牛皮，是二皮可通用，但今牛皮制作不甚精，只可胶物，不堪药用之。”可见，此时已把牛皮胶与驴皮胶视为两种，分别称为黄明胶、阿胶。此处称煮阿胶，牛皮、驴皮二皮亦可通用，说明宋代亦有药用牛皮胶者，然世间已将驴皮胶称为阿胶，“方家”为区别起见，只得根据牛皮胶的颜色黄赤透明的特征，另取名为“黄明胶”，但宋代的牛皮胶，或系民间取官府弃舍的劣等牛皮煎煮，或官家委人煎煮专用军器弓驽，其质量自难与专供药用而煎煮的驴皮阿胶相比。故苏颂称，“今牛皮制作不甚精，但可以胶物者，不堪药用之”。由此可推知，宋代由于社会文明进步，用于粘物与用于医药的胶已有区分。这种区分不仅表现在加工制作上的不同，在胶的品种上也不同。专用于医药的阿胶质量大有提高，不再是南北朝及更早时那样，胶或阿胶均具有多种用途，“可以杂用”了

总之，自唐末至宋代，阿胶的制备原料已由牛皮为主转变为驴皮为主，且二皮可通用(即驴皮、牛皮均可作为制备阿胶的原料)，并将驴皮阿胶录入本草。

由此可见，熬制阿胶的原料之一动物皮，存在着由牛皮到杂皮均可，最后到只用驴皮的变化。

2正宗阿胶唯一不变的原料之一是东阿县地下水。

虽然作为阿胶的原料之一的动物用皮，几千年了进行着较大的变化，但是，作为原料之一的水，源于济水的东阿县地下水亘古未变。

为什么用东阿之水熬制的阿胶才具有极强的滋补作用？

为什么用东阿之水熬制的阿胶可以“久服”而“轻身益气”？

直到清代嘉定年间，一个福建长乐人决心解开这个谜底。这个人就是陈修园。

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四十岁的陈修园赴京会试，此后留寓北京宦海沉浮十几年，闲暇时研究中医，亦官亦医，著书九十一卷，计150万言，端的是一代宗师。其间陈修园曾沿运河南下来到东阿县，研究阿胶。陈修园道称：“此清济之处，伏行地中，历千里而发于此井中，其水较其旁诸水重十之一二不等，人之血脉宜伏而不宜见，宜沉而不宜浮，以之制胶，正为血脉宜也。”

陈修园的结论是，东阿之水是“济水之伏流，伏见不常，泉虽流而不上泛，犹如伏脉中之静而沉者，过此则其水皆上泛为川，且与他水乱而不纯矣。故阿水较其旁重之一二不等”。东阿之水的这种品质，在陈修园看来，与“人之血脉，宜伏而不宜见，宜沉而不宜浮，以之制胶，正与血脉相宜也。”关于阿胶的另一个原材料驴皮，陈修园很学术地写到，“所以妙者，驴属马类，属火而动风，肝为风脏而藏血，取水火相济之意也。”如此制作出来的阿胶，则可以“借驴皮动风之药，引入肝经；又取阿水沉静之性，静以制动，风火熄而阴血生。”

明朝阿胶的原材料一个是阿井之水，一个是驴皮。

正所谓，驴皮易得，东阿水难寻。因此，熬制正宗阿胶的原料，除了优质驴皮之外，东阿县地下水是必不可少的。

显然，东阿之水“清而重，性趋下，较旁之水重十之一二不等”，是天下至阴之水，与“纯黑无病健驴”相加，是阴中之阴，炼制的阿胶“味厚”，“味厚”属阴，完全符合中国传统“秋冬养阴”的养生理念。

3原料变化，疗效也有差别

3.1《神农本草经》 “味甘、平。主心腹内崩，劳极洒洒如疟状，腰腹痛，四肢酸疼，女子下血，安胎。久服轻身益气。”

3.2 《名医别录》 “微温，无毒。主丈夫少腹痛，虚劳羸瘦，阴气不足，脚酸不能久立，养肝气。”

3.3 《千金翼方》 主治基本是前二者的合并。

3.4 明朝《本草纲目》 增加“坚筋骨、益气止痢、吐血衄血、血淋尿血、无子、水气浮肿”等症。